一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有两个明星组合，一是唐太宗与魏征，二是宋仁宗与包拯，可谓两大政治奇葩，极其罕见地呈现出明君直臣、精英政治的制度亮点。这种组合虽然不具代表性，但却向来被视为“正能量”。在传统文化的政治视角里，没有李世民、赵祯这样的明君、仁君，就不可能出现魏征、包拯这样的直臣、诤臣。

比较一下这两组君臣组合，似乎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但考察一下我国中古时期成熟的皇权政治下的君臣关系，其实很有意思。

二

在我国，民主并不是“敏感词”，这从满大街的核心价值观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俩字。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确又十分忌讳“一人一票”、“权由民授”这些民主政治的真谛。于是，在这块充满特色的土地上，民主逐渐异化为平易近人的“作风很民主”或者嬗变为纯粹形式的“履行民主程序”。

即使把“作风”降格为民主的真谛，那也是以开展批评或接受批评为标志的，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客能够做到的。王朝时代，通常把胸怀宽广、虚心纳谏作为作风民主的具体体现，这样的“民主”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了。唐太宗与宋仁宗似乎成了我国历史上“民主皇帝”的杰出代表，两位帝王都有虚心纳谏的动人故事。

（魏征）

三

贞观二年（628），魏征外出回朝，问李世民，“听说陛下计划去南山游玩，外面行装都准备好了，为什么又不去了？（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李世民尴尬地笑道：“原先是有这个打算，怕你生气，只好取消行程（“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6059）九五至尊，至高无上的大唐皇帝，竟然对其臣下魏征的直言进谏心存畏惧。这在皇权社会似乎不可思议。这一“优良传统”在400多年后的北宋时期再次重现。

四

（宋仁宗）

张贵妃是宋仁宗的爱妃。皇祐二年（1050），张贵妃公然为其伯父张尧佐要官，要求仁宗封张尧佐为宣徽使。皇帝上朝之际，贵妃还在耳边反复叮嘱，“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赵祯无奈，只得答应。不料，朝堂之上，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页92）包拯这个行为，可谓“犯颜直谏”，也就是不顾皇帝的颜面，当面顶撞与批评之意吧！人们一般认为，朝廷官员不过是皇帝的家臣或仆役，黜陟赏罚，去留生死，皇上口含天宪，只在舌头一动之间。包拯反对皇亲国戚的任职，竟然把唾沫星子喷到皇帝脸上，成何体统？然而，这项任命竟然因为包拯的反对而搁浅。

五

宋仁宗赵祯是否把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执政楷模，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包拯倒是的确推崇魏征的。他不仅身体力行以魏征为榜样，而且试图以魏征影响唐太宗的方式影响宋仁宗。皇祐二年，包拯刚刚担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在给仁宗的奏折中，他居然“列上魏郑公（魏征）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宋史》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0316）意思是要仁宗皇帝将魏征的奏折作为治国理政的座右铭。这实在有些过分！

六

从笔者的阅读视界来看，在某些方面，李世民的“好脾气”其实不如赵祯。贞观六年（632），李世民下班回宫，气呼呼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真该杀了这个乡巴佬）！”（《资治通鉴》，P6096）皇后询问何人触怒龙颜，太宗道：“魏征每廷辱我。”（同上）一代明君，回到宫中，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终于吐露了心声，那该是怎样的忍无可忍！

应当说，在多数情况下，唐太宗对于魏征的政治作用是清醒的。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逝，李世民痛惜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团结出版社，1996年，页42）这就是著名的“三镜”之来历。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偕太子亲往魏宅探视，并当面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之子。魏征死后，李世民又亲自撰写碑文，以示悼念（《资治通鉴》，页6184）。然而，时过未久，李世民就因疑心魏征有涉“阿党”而“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废除他亲口许诺的儿女婚约（同上书，页6202）。

七

在这方面，宋仁宗就比唐太宗做的好一些。张贵妃为其伯父要官，由于包拯的阻拦未能得逞，皇帝的权威何在，皇帝的面子何堪！宋仁宗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星子，他既未责罚包拯，也未当场擦拭，而是“全面”带回宫中，当着张贵妃的面，“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中丞乎？’”（《曲洧旧闻》，页92）此时的宋仁宗，是窝囊，还是宽厚，历来见仁见智。我以为，论胸怀，论脾气，宋仁宗显然要胜过唐太宗。赵祯似乎并不认为，一国之主，乾纲独断，理所当然。史籍评论宋仁宗，“上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页4249）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虽非制度自觉，但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性格与脾气，客观上，他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气度与风范。

 （包拯）

八

相对于唐太宗对魏征有时的气恼与不满，宋仁宗从未对包拯的直言进谏进行过斥责或批评，相反，他越来越感到包拯后期的锐气已经大不如前。一次在与御史韩缜论及朝廷人事时，仁宗问：“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后山谈丛》，中华书局，2007年，页25）宋仁宗就“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人选，征求御史韩缜的意见，这个皇帝可够“民主”的。这个场合的对话，不是愤激之言，也非酒后戏语。如此严肃的话题，如此严肃的场合，皇帝对于包拯的评价，自然也是严肃的。

九

皇祐三年（1051），在一场弹劾风波中，被弹劾者文彦博罢去相位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弹劾者唐介也被外放英州（今广东英德）。这场风波涉及这样几个当事人：文彦博因投靠张贵妃而荣登相位，而包拯不仅是文彦博的同窗、同年，而且是儿女亲家，显然也是文彦博集团的成员之一。同样遭到外放的吴奎，则是包拯的谏官同僚，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包拯上书保奏吴奎无效，自知失去了仁宗信任，亦感独木难支，于是七疏外任，终于获准。在此后几年里，包拯失去了刚正直谏的勇气，这也正是宋仁宗说他“包拯非昔之包拯矣”的基本原因。

十

表面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会须杀此田舍翁”的牢骚，而宋仁宗则有“包拯非昔之包拯矣”有惋惜。二者相较，似乎后者比前者体现了更为宽阔的容忍度。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无论贞观之治，还是嘉祐之治，都是建基于皇帝个人的胸怀气度之上的。这种典型的人治政制，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客观规律。贞观六年，李世民在与群臣聚餐时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属于“太子党”。李世民称魏征“实我所仇”，即指此而言。正是在这一场合，魏征说出了一段实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页42）从根本上讲，魏征、包拯在朝堂之上的发言权，或者批评时政的权力，是唐太宗、宋仁宗这些皇帝赐予的。皇帝一旦不高兴，自然也就不会出现魏征与包拯这类的直臣。

十一

宋仁宗时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司马光，后来在修纂《资治通鉴》时，注意到唐太宗登基不久去世的一个特殊人物——裴矩。此人曾为隋炀帝杨广时期的重臣，他曾谄媚从杨广为其出过一些馊主意。入唐后，他对李世民的一个错误决策提出了进谏与校正。同样一个政客，为什么在隋唐两朝判若两人？司马光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资治通鉴》，页6029）这里的“表”，如同人们所说的“形”；这里的“景”，如同人们所说的“影”。“表动则景随矣”即“形影相随”，上行下效之意。古语说：“君明臣直，君暗臣佞”就是这个道理。

十二

从司马光的评论中，也可看出制度的影子。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33）人们发现，无论是唐太宗时期，还是宋仁宗时期，曾经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政治家，一时间，群星闪烁，星河灿烂，前者如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马周等人，后者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包拯等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唐太宗、宋仁宗治下，极少出现“相信以致迷信，服从以致盲从”的昏话，也极少听说“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谗语。不过，在当时，皇权政治是根本制度，可能会出现一点微小的缝隙，产生一点历史的例外，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专制的本质，这也正是皇权政治必然为民主政权所代替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