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翻资料，看到清初文人陈维崧一阕名为“艮岳”的《满江红》，文字不长，照录如次：

宋室宣和，看艮岳、堆琼砌璐。也费过、几番锤凿，两朝丹垩。花石纲催朱太尉，宝津楼俯京东路。晋铜驼、洛下笑人忙，曾回顾。

花千朵，雕阑护。峰万状，长廊互。使神搬鬼运，无朝无暮。一自燕山亭去早，故宫有梦何由作？叹世间、风物剧催人，成南渡。（《陈维崧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75-76）

艮岳，即万岁山，或连称艮岳寿山，别号华阳宫，是宋徽宗倾力打造的一座“一号工程”。如果按动工时间——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计算，距今恰好900周年。北宋定都东京汴梁，历经九个皇帝，在其167年历史上，有识之士曾多次讨论首都安危问题。明人李濂的诗句：“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图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谋。”（《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9年，页441）即是对此事的描述。但在当时，定都何地，“在德不在险”的说法占了主流。宋辽澶渊之盟后，奠定了北宋的百年和平。徽宗皇帝是个太平天子，既无恢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整天沉溺于他的瘦金书、花鸟画的艺术宫里，他虽然也知道开封此地“广野平陆，当八达之冲，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又无洪流巨浸，浩荡汹涌，经纬于四疆”，并不适合作为一国之首都，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宋国都“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于泰、华；社稷流长，过于三江、五湖之远，足以跨周轶汉，盖所恃者德而非险也。”（《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72）他以民心的当然代表自居，以为凭借民心士气，众志真能成城，首都固若金汤。这个治国理政乏术，画工书艺超群的皇帝，他担心的并不是缺乏山川险阻，地理屏障的京城安危，他只为汴梁周围有河无山感到遗憾，加之一些术士的煽惑怂恿，于是，他下决心在首都东北（艮为八卦之一，代表东北方位，艮岳即由此而得名，在今开封内城之东北隅）打造一座假山，当然是一座艺术之山。

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昌明、艺术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打造一座豪华的假山，在经济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页277）这并非中国人自说自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由于国家财力强大，建造这座假山的材料也就非常讲究。北宋朝廷几乎搜罗了疆域内所有的“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在首都近郊垒叠、雕刻了这座假山，这座假山可说是一个乾坤、社稷、天下、江山的微缩版，是一处极大地满足了徽宗皇帝艺术心理的“一号工程”。然而，这个“一号工程”只是形象工程，并非政绩工程，政绩工程多少与国计民生有关，比如隋之运河与明之长城（目的与作用另当别论），这个艮岳只相当于秦之阿房宫或清之圆明园。虽然也在彰显国家实力与财富，但其功能主要供朝廷显贵用来消费与享乐。

陈维崧词中的“花石纲催朱太尉”，“使神搬鬼运，无朝无暮”，指的就是徽宗主政期间启运花石纲，营造万岁山的重大事件。齐王好服紫，一国紫衣贵。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任何朝代都有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政治投机者。只因“徽宗颇垂意花石”，于是就招来了蔡京、朱勔这样的投机分子。蔡京作为丞相太师，一方面，制造虚假的盛世景象，另一方面，又制造奢侈合理的理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页13724）“丰、亨、豫、大”四字来自《周易》，按照蔡京的解释，“丰”：丰盛；“亨”：亨通；“豫”：安乐；“大”：阔绰。意思是说，我国已经进入物产丰饶、天下太平的盛世，作为一国之君，要学会享乐，善于消费，否则就违背天意，反而对国家不利。天子当然不应违背天意。而朱勔开始向徽宗“取浙中珍异以进”，正是蔡京“点拨”的结果。“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宋史》，页13684）朱勔筹办花石纲，“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他打着服务朝廷重大项目，保障皇帝一号工程的幌子，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搜集奇木异石，暴力强拆，无偿征收，无所不用其极，“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同上）保障花石纲的畅通无阻，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一切要为花石纲的运输开绿灯，“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同上书，页13685）这块石头安放在艮岳的突出位置，并被徽宗封官赐爵，名曰“盘固侯”（《汴京遗迹志》，页59）。现在看来是否极其荒唐？《水浒传》中的杨志原本是朝廷命官，只因押运花石纲在黄河翻船，从而失去了官职。可见，花石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必要的，因为一切都要服从于国家重点工程。身居九重的皇帝毕竟高屋建瓴，不知何时，徽宗皇帝发现了花石纲的弊端，于是采取断然措施，以兴利除弊，“帝亦病其扰，乃禁用粮纲船，戒伐冢藏、毁室庐，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园囿花石，凡十余事。”（《宋史》，页13685）只是对太不象话的行径予以禁止，然而，艮岳工程却不能停，仍然“听勔与蔡攸等六人入贡。”（同上）蔡攸者，蔡京之子也。所谓禁止云云，形式主义而已。

陈维崧词中的“堆琼砌璐”、“花千朵，雕阑护；峰万状，长廊互”，描写的是艮岳的壮丽奢华。这艮岳有多大呢？明人李濂叙述道，“周回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汴京遗迹志》，页55）宋人张淏记录了艮岳千奇集聚，万美会齐的盛况，“大率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艮岳记》）他在描写其中景物时，这样写道：“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同上）徽宗皇帝不仅是艮岳工程的总构想师，也是这一工程的总督造师，况且他本人也是历代帝王中一等一的艺术家，因此，没有谁的文字比他本人的《御制艮岳记》更能精确地概括艮岳胜概了，“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他甚至将艮岳与“泰、华、嵩、衡等同”起来。（《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75）他感叹道，“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同上）艮岳作为奢侈已极的皇家园林，如同后世的圆明园一样，与平民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艮岳的毁灭，即使在宋朝也谈不上什么“国耻”，要说耻辱也只是“赵家人”的“皇耻”。偏偏由于金兵攻占首都汴梁，平民百姓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一皇家园林。蜀僧祖秀在兵荒马乱之中有幸进入艮岳，他后来写了一篇《华阳宫记》，记述了亲眼所见的艮岳景观，“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兵于寿山艮岳之巅。时大雪新霁，丘壑林塘，粲若画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祖秀周览累日，咨嗟惊叹，信天下之杰观而天造有所未尽也！”并感叹道，“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页912）

“宣和四年（1122），岁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岳告成”（《挥麈录》，页75），是艮岳竣工的确切日期。艮岳作为“一号工程”，徽宗皇帝赵佶作为最高领导人率领文武百官出席了竣工典礼，并亲自撰写了《御制艮岳记》（不知是否他人捉刀），并诏令朝廷御用文人献上赞美诗赋。《挥麈录》收录了李质、曹组二人奉旨创作的长赋各一，并有艮岳百咏诗一组。李、曹二人的行径向为后世文人所诟病。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有这种谄媚权力，吮痈舔痔的文人。他们二人是奉旨行事，不得不尔，甚至在许多时代，此类人大抵都是“自干五”，不待召唤而行之。如此说来，李曹二人并不显得特别卑鄙。

李、曹二人的歌赋，只是极尽词藻之铺排，文辞之渲染，在艺术上并无多大价值。在李质笔下，“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何小臣之荣观，忽承诏而骇愕。”（同上书，页78）大体反映了他的心理。他在歌颂皇上的同时，极力贬低自己，他拜读了《御制艮岳记》，竟然“仰奎文之圣述，如震栗乎春雷。”而他作为读者，“虮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读兮，一再诵而心开。”（同上书，页76）朝廷官员虽是皇帝家奴，但自称“虮虱之臣”，也算是“伟大谦虚”！曹组在文采上更胜一筹，他赞美艮岳，“人间天下，飞潜动植，率在其中，不可殚极。”（同上书，页84）他歌颂皇上，“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同上）这一说法其实自相矛盾，三山五岳就是皇上的园林，搞这样一个微缩景观还有何必要？

在巍巍皇权面前，面对皇袍上的瑕疵，亲聆皇上的口误，目击皇朝的秕政，群臣们或因恐惧而无视，或为谄媚而虚誉，或为遮掩而曲解，似乎才是正常的政治氛围。在朝廷上下歌舞升平，颂歌盈耳之际，却出现了一位大煞风景的人物，此人名为邓肃，职位只是一名太学生。李质、曹组刚刚呈上一组“艮岳百咏诗”，邓肃竟然也献上了十一首“花石诗”，而他的诗与现场气氛是如此不搭调，与皇上的心情是如此不协调。他批评那些邀宠献媚者，“区区官吏，辄以根茎之细，块石之微，挽舟而来，动数千里。窃窃然自谓其神刓鬼划，冠绝古今，……”他不无讽刺地写道。“臣今有策，欲取率土之滨，山石之秀者，花木之奇者，不问大小，尤可以骇心动目，毕置陛下圃中，若天造地设，曾不烦唾手之劳。”（《栟榈先生文集》卷之一）他在诗中抨击朱勔之流鱼肉乡里，甚至对皇帝的昏庸也深藏劝喻：“守令讲求争效忠，誓将花石扫地空。”“饱食官吏不深思，务求新巧日孽孽。”“岂同臣庶作园池，但隔墙篱分尔汝。”“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东风。”（同上）其耿耿忠忱，跃然纸上。一个叫林孜的人指出，邓肃“诗文类其为人，读之毛发森悚，神情奋激，视彼软靡谀妄之词，真不啻若粪壤尔。”（《栟榈先生文集序》）然而，在赵家政权充满了虚浮、谄媚的风气之下，“忠诚不绝对”即意味着“绝对不忠诚”，已经习惯了“千士之诺诺”的“政治正确”，不可能有人轻饶了“一士之谔谔”的逆臣妄议。邓肃的奏章与诗文显然触怒了徽宗，好在宋朝有太祖善待文人与谏臣的临终嘱咐，邓肃并未被关进牛棚或打入秦城，只是被逐出太学，贬回故里而已。

艮岳竣工仅仅五年，徽宗皇帝也许尚未踏遍艮岳的山石亭桥，听闻边关烽火，情势紧急，他匆匆脱下皇袍，躲到幕后，把其子赵桓推到前台，自己当上了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冬，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金国，铁马冰河，长途奔袭，兵临城下，“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张淏《艮岳记》）钦宗皇帝刚登基，允许军民人等进入皇家园林就地取材，抵御眼前的危险成为第一要务，以致现场一塌糊涂。艮岳遭到彻底破坏，是在金兵攻占东京前夜，“及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薪，凿石为砲，伐竹为篦篱，又取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啖卫士云。”（《汴京遗迹志》，页56）这些千辛万苦从江南运到首都的精美石头，这些千辛万苦打造的皇家园林，从兴建到毁灭只有10年寿命，从竣工到破坏只有四度春秋，在敌军兵临城下，首都危在旦夕之时，竟然被砸碎做了守城用的礌石。《大宋宣和遗事》“元集”有诗曰：“磐石曾闻受国封，承恩不与倖臣同。时危运作高城砲，犹解捐躯立战功。”即指此。

侵略者进城了，首都居民被掳掠一空，许多市民冻饿而死，而赵佶（宋徽宗）、赵桓（宋钦宗）并皇族、宫女、臣僚、工匠等，先后十万余人，加之大批金银、珠宝、礼器、图籍等等，被金兵掳往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徽、钦二帝最终惨死在五国城。陈维崧词中的“晋铜驼、洛下笑人忙，曾回顾。”隐喻的正是北宋政权的覆亡之义。宋徽宗这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在蹒跚北行的俘虏队中竟然有兴填词，其中有句曰：“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宋词鉴赏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页861）这首词词牌为“燕山亭”，其所表达的岂不正是陈维崧的“一自燕山亭去早，故宫有梦何由作”凄凉心绪？靖康之耻当然是赵宋政权之耻，毋庸讳言，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经济、文化、生命浩劫。后世的人们常常认为靖康之耻是亡国之耻，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此时灭亡的只是北宋政权或者钦宗政权，事实上，赵家政权在杭州仍然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就是南宋。且不说金国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是否可与现代史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相提并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岳飞和秦桧，谁人爱国、谁人卖国，显然也是问题。

《宋史笔断》在“花石纲之害”中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时称，“徽宗取败之道，固始于蔡京‘丰亨豫大’之对，然致天下之骚动，戎虏之凭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石纲之运，有以促亡之耳。”（《汴京遗迹志》，页62）“向使徽宗早信邓肃之言，诛蔡京、戮朱勔、窜童贯、族王黼，绝愉目之奇玩，救劳苦之生民，则粘罕、斡离不（此二人为金国将领）虽猛如狼虎，亦岂敢肆跋扈而蹈我中国哉！”（同上书，页63）这些说法当然都是马后炮，且不说，北宋政权的灭亡也是多因一果，比如联金灭辽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即如邓肃四年前所题的“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东风。”当时的宋徽宗，在歌舞升平的盛世喧闹中，怎么可能听得进这样的逆耳之言！可惜的是，耗尽国力刚刚竣工的寿山艮岳，四年之后最终毁于战争，并沦为断石残垣，毕竟令人惋惜。历经一个多世纪、富庶繁荣的北宋政权灭亡了，遗老遗少们仓皇南渡，奔商丘、逃扬州、趋宁波、避海上，一逃再逃，终于在临安（今杭州）稳住脚跟，并将杭州定为“行在”。陈维崧词里“叹世间、风物剧催人，成南渡。”说的就是赵宋政权的这段经历。赵宋南渡后，志在恢复的中兴名将岳飞曾填过一阕《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其上片有：“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蹄满郊畿，风尘恶。”词中的万岁山即是艮岳，词中充斥的是悲愤、痛惜，还是讽刺、抨击？元人郝经有诗：“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24）郝经是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曾经担任元朝政权的宣抚使，他的看法当然不同于一般文人，却有失之简单之嫌。

2014年早春，那是一个麦苗泛绿、柳芽初萌的季节，我到开封专程踏勘了万岁山（艮岳）遗址。此时的艮岳旧地，却是一片荒凉破败景象。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景区，道路坑洼，枯草杂乱，只有路旁的迎春花泛出一点生机。偌大的艮岳景区，零零星星，散布着几个景点，当年繁华的皇家园林，竟然成为“大宋武侠城”，景区的文字有“侠义江湖”、“侠肝义胆”、“功夫”，一个黄色的、大大的篆体“侠”字矗在路边。景区的设施有“快活林”、“射箭场”、“虹口道场”以及刀枪剑戟与弓箭的造型。景区的塑像有手持禅杖的鲁智深，打醉拳的武松，挑着酒葫芦的林冲等。艮岳这个曾经的诸景俱备的高端园林，在今人手上，已经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大宋文化的博大精深，彻底堕落为梁山草寇的演艺场。

为撰写这篇文稿，查阅了《汴京遗迹志》，竟然发现李两山的一首《汴京怀古》（页460），十分恰切地反映了我此时的心志，故引录在下，权为全文结尾：

沧海成田艮岳荒，谁能行役不彷徨。

青城北狩隔万里，花石南来知几纲？

土暗尘昏天水碧，风轻雨过女真黄。

无人可语宣和事，九帝陈留酹一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