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奔腾气象殊，躬耕今有卧龙无？

隆中早定三分策，江上犹传八阵图。

如此奇才宁管乐，竟教遗恨失曹吴。

我来望古苍茫外，莽莽乾坤一草庐。

民国文人濮智诠的《武侯祠》，也表达了我初次造访古隆中的况味。

武汉杂文联谊会一结束，次日凌晨，街灯离离，夜雨霏霏，匆匆登上前往襄阳的动车。虽只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襄阳安顿好食宿已是中午时分，随即乘车前往隆中。在襄阳街头乘车时发现，襄阳口音与河南很相似，原来这里距相互争夺诸葛故里的南阳不远。

隆中位于襄阳西郊，乘公交可达。这个季节，北方已是万木凋零，而此时的隆中依然郁郁葱葱。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眼中的隆中是这样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眼前的景物告诉我，罗贯中是到过隆中的。隆中的确是个好去处，冈峦起伏，山环水绕，竹树茂密，曲径通幽。

冬雨方霁，湿气浓重，游人稀少。进入景区，一座古牌坊坐落于大道中央，四柱三间，加之雨水的渍痕，更显得古朴凝重。中间横额红字楷书“古隆中”。两侧则为“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出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间两根立柱有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自杜甫的《蜀相》诗。牌坊背面，横额为“三代下一人”，对联为“伯仲之间见伊吕（伊尹、吕尚），指挥若定失萧曹（萧何、曹参）”，评价都是最高级。

过了牌坊，就是景区了。方志称，“诸葛亮宅在隆中山。”“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光绪襄阳志》卷五“古迹”）诸葛亮逝世不久，在他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民众要求为之建庙（“所在各求为立庙”），朝廷却以不合“礼秩”而拒绝。“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于是，祭祀孔明成了民间的自发行为。有人建议可为诸葛亮建庙于成都，也被后主驳回。这说明，刘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其实很成问题。朝中大臣习隆、向充正式表奏朝廷，陈说利弊，并建议为诸葛亮建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后主才勉强同意。（《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928）这是史上第一座武侯祠。当然，后世各地所建武侯祠有多处。

西晋永兴年间，诸葛亮去世已70余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三国志·蜀书》，页936），并命时任“太傅掾”的李兴撰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作者“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高度赞扬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今我来思，觌尔故墟。”（同上书，页936-937）面对诸葛故居，表达了深切的缅怀之情。不过，这也说明，孔明故居在隆中，在当时并无异议。东晋升平五年（361），诸葛亮去世百余年后，史学家习凿齿专程到隆中凭吊孔明故居。他题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此时的诸葛故居已非百年建筑的破败荒凉，已经有人作了扩建与整修，而且具备了名人故居，供人瞻仰的水平。

南北朝以后，诸葛故居日益受到重视，得以扩建与修缮。特别是唐宋明时期，规模日渐扩大，景区日臻完善。但在明朝弘治二年（1489），隆中景区却遭遇劫难。袭封襄阳的简王朱见淑，看中了隆中这片风水，竟把隆中作为“藩陵”，毁掉诸葛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在其原址营造王陵。朱见淑死后，虽然武侯祠得以恢复，但原有建筑与碑刻已破坏殆尽，文物损失无法弥补。现在的简王陵只剩下一堆封土。往事已矣，如同成都人只知武侯祠而不知昭烈庙一样，“诸葛大名垂宇宙”，谁还记得那位朱明皇族。嗣后，明清两代对武侯祠不断建设与维修。故现存建筑与文物，如草庐碑、画像碑、古牌坊等，多为此时所遗留。

隆中与诸葛亮相关的景物主要分布在景区大路的南侧，隆中山的北坡。山腰处主要有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三义殿、六角井、龙卧处、铜鼓台、古柏亭等遗迹或文物。据称，唯有这六角井系诸葛躬耕此地时的原物，见证了诸葛故居1800多年的风霜。草庐之下的山坡上，分布着抱膝亭等景物。山顶上的腾龙阁，系新建景点。

过牌坊向右，一条石阶穿过树林。右侧是隆中书院与明碑亭。拾级而上，直至半山，就是武侯祠了。武侯祠为四进三院层台建筑，依山势而建，逐次升高。殿门前额竖匾上书“汉诸葛丞相武侯祠”，两侧有“掀天”、“揭地”两处题刻。门上有楹联曰：“冈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高”。武侯祠台阶下有一空地，石狮分列两侧，香炉置于中央。与各地寺庙无异，都是香烟缭绕，红绸缠树，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祠堂的墙体由青砖筑成，因风雨侵蚀，已露斑驳之相，更显古朴庄严。

武侯祠后面三座大殿里，陈列着诸葛亮祖孙及夫人黄月英的塑像，自然少不了刘关张，甚至刘备手下的荆州籍文武官员也在列。我以为，这里的文物，最重要的当属历代名人关于孔明及武侯祠的碑铭与文赋，比如西晋官员李兴、唐太宗李世民、北宋文人苏东坡等人的文赋等。现代文物中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志铭功德”碑。后殿一副楹联：“画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名不朽；气周瑜辱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此联全面概括了诸葛亮的功业，不过，总有点“三国演义”的味道，于史实而言，并不严谨。

值得注意是武侯祠门前竖立的两块石碑。左侧为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作于1964年岁首。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不同。陶潜曾任县令，但从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郭氏此文照搬了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全唐诗》卷657）的思想。在时代面前，“时会”只是外部条件，历史人物的秉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

右侧的石碑，系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立，碑文撰于1990年3月，这其实是一篇精短史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涉及襄阳、南阳两地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清代有一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其实在“和稀泥”，矛盾的症结并未消除。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才是争论的焦点。争议由“南阳”这一地名而起，而“南阳”二字却出之《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谭其骧的碑文解决的是历史区划的变迁问题，历史上的南阳不等于今天的南阳。习凿齿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页911）三国时期，南阳、襄阳二郡并立，但南阳地域辽阔，隆中属南阳郡邓县之辖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三国”图19）。谭其骧的碑文前后两句，前句与习凿齿看法无异，后句则讲明了隆中何时属襄阳。这里要指出的是，南阳从来不曾争隆中；襄阳也从来不曾争卧龙岗。隆中只与古代南阳有关，却与当今南阳无涉。这是我的一得之见。

天低云暗，时光不早，从诸葛草庐下来，沿着“三顾道”，过小虹桥，经躬耕田，棕榈犹青，油菜泛绿，依稀感到刘关张的身影。路旁的水塘，静如明镜，枯黄的蒲苇，深绿的竹树，倒影清晰。回首牌坊上的斑驳水痕，竟然生出一丝苍凉萧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