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陵位于冀鲁豫交界的南乐县。出济南，经青兰高速（青岛至兰州），转大广（大庆至广州）高速，走一段乡村土路，即可到达。此次拜谒仓颉陵，对我的记忆储存补充了一些新信息。仓颉造字无疑是一个文明事件，这一事件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先民们已经进化到彼此交流的更高阶段，二是文字符号的产生同样基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是用声音（语言）交流的，正是由于声音的瞬间即逝与不可储存，才有了创造文字之必要（“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据说，最初的文字是卦象符号与结绳记事。当人类交流的复杂性超越了卦象与结绳所能表达的程度，造字的故事就产生了。仓颉造字并非出于神灵的感应，他的“鸟迹书”直接来自自然的外化与启示。东汉王充否定了仓颉的灵异属性，并确认了其自然属性，他指出，仓颉“以见鸟迹而知为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而仓颉起鸟迹也。”（《论衡·感类》）也就是说，仓颉造字是从自然界获取灵感的。

仓颉的鸟迹书是最初的象形文字。即使是鸟迹书，也使人们摆脱了结绳记事的麻烦与局限。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文字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事件。有了文字，人类的交流才能克服语言的时空障碍；有了文字，人类的活动才能记录和传播；有了文字，人类的思维才能升华与飞跃。文字的出现，不仅表现为文明的进步，而且成为文明的动力。仓颉庙大门内的楹联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久矣斯文刻骨书陶结绳乃止五千载；大哉夫子醒民觉世启智之传第一人。”“醒民、觉世、启智”，体现的不正是文明与智慧的动能么？

古人充分意识到仓颉造字的文明史意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大概是对其社会效应的早期说法。这一说法在仓颉庙的遗留文字中得到了体现。该庙“万古一人”殿（正殿）楹联为：“造书制字鬼哭雨粟传轶事；圣道擎天鸟迹兽痕想当年。”唐代的张彦远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何以“天雨粟”？仓颉创造了文字，“可宣教化，可著书帛”，可传心声，可载言行，意志、机运、法则、规律，都不再神秘，天帝也降下谷雨以示庆贺。何以“鬼夜哭”？仓颉创造了文字，蒙昧渐开，智慧渐长，以君权神授、极权天授、特权民授蒙人的各路鬼怪，由于邪恶不易授其奸，民心不易受欺骗，因之生计日拙，时空日仄，只剩下悲叹与哀鸣。

我们知道，仓颉即使实有其人，造字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也不可能由其单独完成。仓颉不过是为汉字形成作出卓越贡献的代表人物。汉字形成之时，“天雨粟，鬼夜哭”也好，“宣教化，著书帛”也罢，总体上都是正能量。然而，文化的进步如同历史的进化，不可能一路坦途，风平浪静。唐代诗人汪遵有《仓颉台》诗一首：“观迹成文代结绳，皇风儒教浩然兴。几人从此休耕钓，吟对长安雪夜灯。”（《全唐诗》602卷）字里行间，似乎意识到，文字也可能带来负作用。

在汉字的幼年时期，即在小篆形成之际，曾经发生过“焚书坑儒”事件。不知这是不是文字引发的第一场人类浩劫？不过，焚书坑儒不仅是抽象的蒙昧与文明的斗争，其所体现的却是制度与权力衍生出来的恶的本质。在这一事件中，由于一方势力的独大无匹，这场斗争实质上不过是刀俎与鱼肉的较量。书同文的结局，有人振奋地看到了“大一统”，却无视文化控制所导致的文明退化。春秋战国是思想家灿若星河的时期，一把秦火，却使万马齐喑，百卉凋零，至少没有哪个时期能够与之相比。可叹的是，至今人们谈论国学，所谓儒道兵法、孔孟老庄，仍然要到两千多年前寻找灵魂的故乡。

汉字的篆隶真草，只是外在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裨益民众的文字，却不时戕害着民众。文明的厚度，随着时间的长度而累积。从秦到清，两千年间，由汉字作为元素的诗词歌赋，车载斗量。然而，因文字而被杀被关的“文字狱”，竟致日见其盛。欧风东渐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已经大举进入内地。首先发生的文明冲突，大概包括泰西拼音文字与中国方块汉字之间的不协调。沐浴了20世纪晨曦的清代学人俞樾，亲历了欧风美雨、列强环伺，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大世变，他在《仓颉墓》一诗中，似乎预感了汉字文化的某种危机，“结绳以后费经营，体制于今几变更。不识何尝非快活，好奇未免太聪明。经书烧后无真本，字母传来半梵声。我声雕虫徒碌碌，可怜浪费楮先生。”（《晚晴簃诗汇》卷150）

不用说康乾盛世的文网字狱，那是延续了焚书坑儒的恶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余绪悠长，直接延伸到20世纪60年代。“不识何尝非快活，好奇未免太聪明”，是在否定仓颉造字的历史功勋么？“经书烧后无真本，字母传来半梵声”，似乎并非特指佛经，无论秦火还是兵火，无数典籍，付诸丙丁，仅仅是文字自身的罪愆么？何况对于汉字的威胁，并非兵火之一途，异域的字母也成了威胁之一。

尝到了泰西坚船利炮的苦头，也对汉字产生了不自信，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关于“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独秀文存》卷三，页156）的系统阐述，似乎已成共识，除了便于统治者发现“宇宙真理”，便于权势者巩固“上智下愚”之外，似乎是中国落后之嚆矢。于是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志士，开始了废除汉字的大声呼吁，这是一个强大的阵容，许多名字如雷贯耳。“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第六卷，页165）“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独秀文存》卷三，页159）“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页690)“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页162）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呼啸前进的时代，不过，他们看到是附着在汉字之上的制度与文化，而并非汉字本身的弊端。热血冷却下来，地球进入世纪中叶，转瞬之间已是计算机时代，废除汉字的呼声再起，吕叔湘指出：“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页71）好在汉字已经进入了计算机，不光在中国大陆，在港澳台地区、日本和新加坡，都已经实现了汉字的电脑化。正因如此，仓颉庙里，关于汉字发展与传播的壁画中，也为五笔字形的发明人王永民记下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