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风波

安立志

当新兵时，我干过炮兵侦察，任务是给炮兵指示目标。望远镜是侦察兵的基本装备，每天都是项挂望远镜，肩背方向盘（苏式测量仪器），走遍了吉林哈达岭的高山密林。由于对望远镜的感情，转业后，有一年到海参崴旅游，还特地买了一具苏式望远镜。

第一具望远镜的发明人是荷兰人汉斯·利伯希，一位眼镜商，时在1608年。翌年6月，时任威尼斯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1564-1642）独立制作了一具可以放大32倍的望远镜。虽然镜头里的“苍蝇如同母鸡”，虽然在海上可以比对方早两个钟头辨认出船只的数量和种类，伽利略的望远镜，从一开始履行的就是天文观测的功能。时至今日，美国“哈勃”早已遨游太空，“中国天眼”也在贵州启用。然而，望远镜早期的磨难远不是技术难题。

美国哈勃望远镜

英国学者罗素在分析其背景时指出：“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圣经》、天主教教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几乎同样），是无可质疑的；有创见的思想，甚至对于实情的考察，对这些防止大胆思索的永恒不变的界限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6）在当时，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有两大禁区，一是圣经或天主教教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这两者，一是宗教权威，一是学术权威，两大雷池，不可逾越。当时被教廷接受与认可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则被视为异端。以是之故，哥白尼至死只敢说他的理论是“伪设”，其新书《天体运行论》出版后他只摸了一下封面就辞世了。而布鲁诺（1548-1600）由于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费奥里广场。

贵州“中国天眼”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每一项发现都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突破，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圣经教义的挑战。伽利略并非埋首书斋的书呆子，他并非不了解哥白尼学说的处境，并非不知道布鲁诺因何而死的悲剧，他在望远镜里的初步发现，已经意识到这种观测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很聪明，他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期间，首先邀请威尼斯的总督及其元老们，到圣马可大教堂近百米高的钟楼上对新生的望远镜进行测试。他将最初观测写成《星际使者》一书，首先想到的是送给托斯卡纳大公，送给大公的还有一具完好的望远镜。（《伽利略传》，〔俄〕鲍·格·库兹涅佐夫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83。以下简称“库本”）当他发现木星的卫星之后，竟然按照托斯卡纳大公的姓氏把这些卫星取名为“美第奇星”。伽利略虔诚地写道：“当我将我发现的新星球用高贵的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命名的时候，我知道，只有上帝和诸神才能得到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美第奇高贵的姓氏将使星球永不磨灭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伽利略传》，〔德〕贝托特·布莱希特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9。以下简称“布本”）他想通过与现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默）曾经的师生关系进入佛罗伦萨宫廷。朋友劝告他，“你怎么能想到，你口袋里装着真理，手里拿着望远镜，离开共和国，而去掉进侯爵和修士们的陷阱呢？”他不以为然，最终做了宫廷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一切究竟是取悦权贵还是远谋深虑？

伽利略望远镜

他发现木星有卫星，而且竟然有4颗。伽利略宣布，“今天1610年1月10日。人类在她的日记上写上：废除天堂。”（同上书，页27-28）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发现，你怎么能知道？这何止是违反了《圣经》的结论——“只可能存在七颗行星”。“废除天堂”不啻是对上帝的亵渎！接着，他又发现“月球上有山峰和山谷”。这种说法直接与《创世纪》的圣谕相矛盾。他更可怕的发现是，太阳表面居然有黑子！这等于指责太阳并非纯洁无瑕，“上帝的作品也有瑕疵”（《宗教与科学》，页18），这无疑于攻击上帝也非完人。要知道，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还有人宣布，“上帝不会犯错误”甚至“教皇无谬误”。（《思想自由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97、131）因此，耶稣会下令各教会大学禁止教师们谈论太阳的黑子，这个禁令在某些大学竟然持续了几百年。一个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布道时，一语双关，语带讽刺：“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老是仰望着天空？”（《宗教与科学》，页18）“加利利”与“伽利略”的意大利语拼音十分近似。他攻击“几何学是魔鬼的学问”，应当把数学家当作“一切异端的发起人”加以驱逐。此人竟然因此受到重用。更有一些浅薄的反对者声称，伽利略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来自透镜，而不是来自天空。一些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也认为，伽利略的发现只是一些光学幻影。言外之意，伽利略有造假嫌疑。

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些不过是天文常识。但在当时，这些常识的取得，却被视为违反圣经、触犯权威的十恶不赦之举。这是因为，“地球背后是否有人，木星是否有卫星，……这些问题不是由观察来决定，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或者《圣经》的推论来决定。”（《宗教与科学》，页6）应当指出的是，哥白尼的学说，只是逻辑的推理与数理的计算，伽利略就不同了，他通过发明望远镜，极大地延伸和放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他的结论正是直接观察与反复考证的结果。他自己就说：“哥白尼要求他们相信他的数目字，而我只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布本，页38）伽利略似乎是一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先行者。

他的朋友警告伽利略：“当我刚才看见你站在望远镜旁边观察这些新发现的星球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你站在燃烧着的柴堆上；当你说你相信实证，我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了的人肉味。”（同上）伽利略知道，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伽利略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他决意到罗马走一趟。大公对他的支持，是为了扩大“美第奇星”的影响；伽利略自身的坚持，是为了消除教廷的敌意。1611年3月，伽利略到达罗马，专门拜访了耶稣会的枢机主教与天文学家。“耶稣会的神甫们，……都忙着拿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他们终于相信美第奇星是存在的。”（库本，页104）“耶稣会会士的天文学家和伽利略一道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好象他们早已从发现中得出了结论一样。”（同上，页105）似乎误解正在消除，信任正在建立。许多年后，爱因斯坦仍然对伽利略的罗马之行不以为然，伽利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385）爱因斯坦似乎比伽利略更清高。

时间不长，风云突变。教廷最有权威的神学家、枢机主教贝拉明，本来与伽利略交情不错，然而，在他这里，“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圣经》的原则是不可置疑的”。这个坚定的、“无私的”、“坚持原则”的神学斗士，他秉持的原则就是，“真理应当在圣经里，而不应当在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宗教与科学》，页22）导致这场望远镜风波的并非单纯的宗教与科学问题，其中充满了诡计与反诡计，阴谋与反阴谋，说谎和侦察。宗教法庭终于作出决定，并由贝拉明向伽利略下达命令：“向教皇陛下和宗教法庭主教会议全体人员发誓，完全收回太阳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在运动的观点。并且从此以后不再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口头方式还是文字方式，坚持和讲授这一观点，或者为其辩护。”伽利略只能同意并承诺遵守这一命令。（《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3。以下简称《论战史》）

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红衣主教巴伯里尼当了教皇，称乌尔班八世，而伽利略的处境并未好转。1633年6月22日，在一个鼠疫流行的日子，年近七十且身体衰弱的伽利略，因长期观测天体，眼睛几乎失明，却被强制要求从佛罗伦萨到罗马接受第二次审判。他被宗教法庭以“重大异端嫌疑”之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在严刑拷打的威胁之下，伽利略被迫双膝跪地，公开宣布：“我，伽利略，在我70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囚徒跪在诸位阁下的面前，双目凝视，双手抚摸着神圣的福音书，发誓放弃、诅咒和憎恨‘地动说’这种邪说及其错误。”（《论战史》，页126）罗素指出：“宗教法庭通过迫使这位当时最伟大的人物犯伪证罪，而维护了宗教和道德的利益。”（《宗教与科学》，页20）另一位英国学者伯里则认为，“历史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自由史》，页54）这次审判，是宗教的污点，也是科学的悲剧！

伽利略在宗教法庭的监控下，临终前，他在与家人的对话中说：“科学要和知识打交道，通过怀疑才能获得成功。……大多数人民被他们的国王、地主、教会先生禁锢在一种迷信和古老信条的珠贝色的云雾里，它遮盖着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人们从我们手里抢走望远镜，用它来瞄准他们的暴君。……人们对天体运动越来越清楚，而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运动一直还是不明不白。”（布本，页121-122）“地球依然在转动”，是出于良好意愿杜撰的美丽传说，而布莱希特撰写的《伽利略传》本质上就是一部戏剧。

2017年《同舟共进》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