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016年12月13日电，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中将霾列为气象灾害。这项立法草案尚未通过，即已体现出足够的“创意”，体现了典型的“中国特色”，这个“创意”似乎要在关于“天灾人祸”的传统文化中，为“霾”这一新生事物寻找新的定位。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危害与伤害，都会给人类造成财产损失与生命伤害。前者如地震、台风、洪水，后者如战争、“决策”、犯罪。二者的区别何在呢？天灾来自自然界，是天降的灾害，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祸来自人类自己，是人为的祸患，是主观的，是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那么，“霾”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前些年，曾有一场高校学生关于“天灾人祸”的辩论，辩题是“天灾人祸哪个更可怕？”此次辩论，谁是正方谁是反方，最终结果谁输谁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有一种看法认为，天灾是不可控的，人祸是可控的；天灾是无指向的，人祸是有指向的。由此得出结论，天灾比人祸更可怕。然而，本可控而不控，指向甚至很明确，恰恰是人祸比天灾更可怕的基本原因。比如，印尼海啸、日本地震，即使这些最为惨烈的天灾，其死亡人数，也远远不及某次战争制造的白骨、某场饥荒产生的饿殍。

从人类的角度看问题，天灾由老天所招致，而老天是无灵魂，无意识的，因而是没有道德判断与施政责任的，天灾可以接受“人谴”，至多骂一声“不开眼的老天爷”而已。人祸则不同，人祸是人类自己制造的，而人是有灵魂，有意识的，当然少不了道德审判与责任追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祸当然比天灾更可怕，这也是古语所说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虽然人们有“天谴”之说，本质上还是对人祸的谴责。

树有皮，人要脸，人类要顾及道德、政治的脸皮与责任，免不了将原本的人祸妄称天灾，也就是把责任推给无嘴分辩的老天爷。动辄将“责任事故”歪曲为“自然灾害”，正是将“人祸”篡改为“天灾”的现实版。前些年，某地一家煤矿发生溃水事故，170多名矿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官方发言人最先想到的却是将之定性为“自然灾害引发的溃水事故”，从而将当地官方对于事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如何看待“天灾人祸”，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在1959至1961这三年内，我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饥荒事件。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页369）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研究成果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页465）数字并不具有特定的意义，和平时期，即使饿死人本身就是制度的耻辱，何况这种旷古未有的浩劫。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定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421）。40多年后，田纪云指出：“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对于中央领导的意见，一些专家也从技术层面提供了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15年6月30日刊出了《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的考察》，文章引用了学者金辉的看法：“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尽管如此，一些媒体，习非成是，至今仍然沿袭旧称。

至少在建政以来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霾”这种“气象灾害”。其成因正是近年来经济结构扭曲、经济粗放发展的必然结果。毒雾尘霾的弥漫，是典型的人祸，而非天灾。尽管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巧为之辩，将“霾”称为“天气现象和污染现象交叉的复合现象”，仍然改变不了试图将“人祸”淡化为“天灾”的基本思路。这项草案甫见报端，就引起了有关专家的质疑。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霾的本质是人为污染，将霾归入气象灾害，地方法规就把它定义成了一种不可抗力，难以预见、无法抗拒和无法避免，从而忽视了霾的人为成因，也忽视了霾是可以彻底治理的客观事实。将霾列为属于自然灾害范畴的气象灾害，偏离了气象灾害范畴，还将产生污染者可以“依法脱责”等问题。

自然灾害（天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为灾害（人祸）却因人的意志所导致。无论有心或无意，至少应有一分底线，人祸就是人祸，不能歪曲为天灾。官场上的人们，为美化其政绩，掩盖其失误，甚至为了得到提拔，动辄将官员的失德、失误，官方的失策、失政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祸篡改为天灾，将所有责任推给无从置辩的老天爷，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的官员与官府体现了无法掩饰的权力私有、执政为私的意识。在这点上，当代一些官员其实不如古人。

中国古代，不乏帝王为其治下发生“人祸”而下“罪己诏”的例子。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始终敬畏上天。古代君王遭遇天灾，往往视为上天的警示。春秋时期，宋国发生水灾，鲁国派人慰问。宋国国君却说：水灾的形成，是因我的不仁慈，我对上天不敬，未能爱惜民力，导致上天降灾，又使贵国担忧，真是惭愧啊！”（“寡人不仁，斋戒不修，使民不时，天加以灾，又遗君忧，拜命之辱”）灾后，宋国君主早起晚睡，勤政爱民。三年后，五谷丰登，政治安定（“夙兴夜寐，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岁，年丰政平”）（《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页99）。

相比古人，时光延续了两千多年，人们的从政道德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