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圣诞有些诡谲，大江南北都有高校进行抵制。西安某高校平安夜封闭学校大门，禁止学生外出，集体收看孔子；长沙某高校组织学生身着汉服，手持标语，招摇过市。

圣诞节也叫耶诞节，被基督教会作为耶稣诞生日来纪念，确与宗教有关。曾有论者质疑，抵制圣诞者，为何不抵制同样与耶稣有关的元旦？元旦是公元纪年的一年之始，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诞生起算的，今年就是耶稣诞生2015年。我们那些抵制圣诞的文化斗士们，为何厚此薄彼，只对每年一天的圣诞日发起挑战，却要放过每天都要面对的公元纪年？

谈论公元纪年，无法回避公历话题。公历也称西历、阳历，是相对于我国传统的阴历（农历、夏历）而言的。其实，抵制这种基于耶稣基督的西历，在我国早已有之。康熙初年的杨光先，“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只是一个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狭隘守旧的俗儒，但却是一个抵制耶稣、抵制西历的文化先驱，而且其斗争卓有成效，他将外国历法专家汤若望送进大狱，废除了西人制定的《时宪历》，而且一跃成为钦天监的一把手。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体现了足够的务实精神，在中外专家当场进行的天文测试中，杨光先之流驴唇马嘴，洋相百出，把闰月都算错了。这个摇唇鼓舌、只尚空谈，将国家大计当儿戏的文化斗士，终于“坐光先斩，（皇）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列传五十九）

杨光先抵制外来历法有着鲜明的行动纲领，此即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日食天象验》）杨光先解释道，“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日食天象验》）似乎忧国忧民，苍天可鉴！其实，这反映了杨光先这个来自安徽基层的穷酸文人对外来文化的恐惧与敌视。恐惧其对谬误百出的传统历法的冲击，恐惧冲击瓦解了其既得利益，于是不惜以落后排斥先进，以谬误抵制科学，目的虽在私人权位，名头却是“国祚”与“民心”。

90年前，鲁迅先生对杨光先的纲领作过分析：“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坟·看镜有感》）其实，这一纲领的实质不是“学不好”，根本是在“学不得”。在其后人中，真正得其精髓、甚至句法都极相似的是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部分高校挂出了若干横幅，提出了若干口号，比如，“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人不过外国节”、“反对媚俗西方洋节”，“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等等。然而，这些口号的核心仍然是外来文化“学不得”。且不说其因未学好传统文化而致繁简失调，字体拙劣，在思想的深刻性上，不仅无从追蹑杨光先之旧踪，甚至无法望张春桥之项背。

我相信，决策抵制圣诞的并非学子，而是一些排斥外来文化的学官们。这些深受传统政治而非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官员们，根本不了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同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如果说战国的赵武灵王，学习匈奴的胡服骑射只是引进战术技术与生活方式，如果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进的不过是苜蓿、葡萄等农业产品与生活技术，那么，唐贞观时玄奘万里迢迢，天竺取经，引进的则是外国的宗教与文化。即使到了近代，长期闭关锁国，魏源不是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共产党人为救亡图存，不是也曾对苏“一边倒”，并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更是以极大的勇气与魄力主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清人阮元评论康熙朝不仅未予抵制反而主动采用《时宪历》时说：“我国家……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卷四十五）前述诸例，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文化交流，并非外国文化的“扩张”与“侵略”，而是我们民族主动的引进与拿来。鲁迅先生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坟·看镜有感》）当代大学是信息的交流场，不是古代的八公山。

此文搁笔之际，CCTV4报道，加拿大不仅不抵制反而为祝贺春节，竟出版一套羊年邮票。中外比对，何以论之？

2015年1月19日《齐鲁晚报》

这是去年的旧文，似乎仍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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