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襄阳又掐起来了。

8月初，南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于今年“十一”前后举办“中国·南阳2016诸葛亮文化旅游节”，主会场定为南阳卧龙岗。8月18日，“汉水襄阳”（襄阳市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号）马上发文驳斥——《某地将办诸葛亮文化节：李逵和李鬼，怎相处？》。文章暗指南阳之节庆系“李鬼”。（2016年9月2日《新京报》）

诸葛亮的“躬耕地”到底在哪里？南阳还是襄阳？原本只是有无与真假的史实问题。一上纲到李逵、李鬼的层次，马上成为好坏与善恶的价值问题。

诸葛亮是名人、贤臣、良相，从古到今，满满的“正能量”。“躬耕地”属我，山河增色，桑梓有光。西门庆这样的文学人物，即使是淫棍流氓，一些诸侯都不嫌弃，都在争抢，何况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名臣！诸葛亮作为历史文化名人，已被视为优质资源，一旦从本届手中丧失，一旦非我乡土所有，如何面对江东父老？南阳、襄阳争抢“躬耕地”，本非今日始。清代同治年间，一些文人墨客就对“躬耕地”究竟在南阳还是襄阳争论不休，豫鄂两地的文人，引经据典，强辩攻讦，均以“躬耕地”专属本地为荣。这种争论自然不免地方意气。时任南阳知府顾嘉蘅，籍属湖北宜昌，身处争议夹缝，事属两难。但他力排众议，挥笔为卧龙岗武侯祠题一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楹联不仅对仗工稳，书法遒劲，而且蕴涵精深，神格超迈。凡来卧龙岗游览者，无不倍加赞赏，啧啧称奇。顾嘉衡不想开罪桑梓，也不愿刺激属民，一副楹联，缓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域纷争。1959年，在团中央任职的胡耀邦来到南阳武侯祠，看到这副楹联，将之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从而赋予了时代精神。

只因《出师表》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清晰表述，只因《三国演义》的“隆中对”家喻户晓，这使得“躬耕地”到底在哪里，竟然变得聚讼纷纭，扑朔迷离。诸葛亮躬耕于东汉末年，距今大约1900年。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由于历史地名的嬗变，都可能发生历史与现实的不吻合，比如湖北咸宁与黄冈的“赤壁古战场之争”，山东滨州与广饶的“孙武故乡之争”等。历朝历代，沧海桑田，地方边界并非一直清晰；行政区划并非恒定不变。一处古地名，前代属于此地，后代属于彼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即以隆中为例，据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研究，在三国时期，南阳、襄阳二郡并立，但南阳地域辽阔，隆中的确属于南阳郡辖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三国”图19）。三国归晋之后，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南阳郡已变成南阳国，地理上与襄阳郡不再毗邻，中间甚至隔了一个义阳国。此时的隆中当然属于襄阳郡治理（同上书，“西晋”图53-54）。有心人对近年来围绕“躬耕地”的学术争论作过初步统计，统计结果耐人寻味，争论“躬耕地”归属的学者与机构大抵属于河南、湖北两地，“南阳说”大都发表在河南的学术刊物上，如《中州学刊》、《学术月刊》等；“襄阳说”大都发表在湖北的学术刊物上，如《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等。这说明，争抢“躬耕地”，即便是学术研究，也会带有地方色彩，并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与独立。

建政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有百年争议史的“躬耕地”，也没有多少争议。这与当时反对“厚古薄今”的文化取向有关。十年浩劫初期，包括诸葛亮在内的历史人物统统打成了“帝王将相”、“封建地主阶级”，因此再也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之后，甩掉了政治标准，重拾起经济价值，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潮中，一些地方当权者认识到，历史文化也是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可以创造GDP,甚至能够给领导者带来“软政绩”。近年来关于“躬耕地”的争抢，全部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以致发生了名闻全国的“邮票门”（特种邮票“三顾茅庐”引发的争议）、“教材门”（“隆中对”收入语文教材引发的争议）、“广告门”（襄樊打出“躬耕地”广告引发的争议）。不过，此时的争议，既无关父老桑梓，也无关历史学术，“醉翁之意不在酒”，仅在乎利益之间矣！这其间，显性的效益是方兴未艾的历史文化旅游，隐藏在后面的则有无法计算的投资、就业、产业、营销、品牌等等潜效益。“躬耕地”的争抢，只是前些年风起云涌的“名人故里”争夺风潮的最新余波，其中涉及的利益关系，如同孔明的“八阵图”，纵横交错，波诡云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