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是一种人性缺陷，总想把自以为个人独有、他人所无的长处和尤物，在公众面前展示，以获得一点心理上的虚荣、愉悦与满足。这种自慰式的心理与行径，在北方方言里，也叫“谝”或“显摆”。

社会上曾经出现或仍然存在的炫富、炫官、炫秘藏、炫关系，都属此类。个人有炫耀之癖，招人讨厌。如果高官在外国人面前，也热衷于炫耀，比如炫耀古老、炫耀博学、炫耀奢华，也同样招来白眼。退一万步，如果炫耀的这古老、博学、奢华，符合基本道义，而不是糜费国帑，穷兵黩武，或者无中生有，打肿脸充胖子，尚属正常的心理范畴；如果有的炫耀，把糟粕当精华，把丑陋当光彩，势必贻笑大方。一般人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曝出此等笑话，闹出此等弱智的往往是权重气粗的人物。

晚清重臣李鸿章，倘若国人认为其如何权倾朝野，如何威势熏天，不足为奇，甚至外国人也认为李中堂在中华非一般人可比，“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甚至有些瞎了眼的外国人竟然将其誉为“东方俾斯麦”（《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P66）。殊不知，正是这个李鸿章，由其一手打造、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他又代表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赔款日本白银两万万两，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给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悲愤，千夫所指，李鸿章被清廷投闲置散。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似乎已经离不开这个“裱糊匠”。这个在马关谈判时遇刺受伤的满清能臣，竟然将带头干涉“还辽”的沙俄当作救命稻草。于是，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作出了“联俄抗日”的“顶层设计”，并借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从而为沙俄独占我东北权益，并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埋下隐患。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一书，在地名、人名的翻译上，与今有异，比如莫斯科作“木司寇”，尼古拉作“聂格尔”，总统作“民主”，但这并不影响其史料价值。1896年，李鸿章作为满清头等钦差大臣赴俄，并开始了中国官员有史以来第一次环球外交，在190天里，历经四大洲三大洋，水陆行程九万里，访问了俄、德、荷、比、法、英、美、加八个资本主义强国。如同当今从来不计出访效果的官员一样，除一般性的政治、经济、科技考察外，李鸿章此行，负有两大外交使命，一是签订《中俄密约》，二是“照榜加税”（即提高各国输华商品关税）。前者实则出卖国家权益，李鸿章超额完成了；后者旨在维护国家权益，李鸿章两手空空。不过，借此出访之机，李鸿章倒是向外国倾销了一些中国“国粹”。

尼古拉二世这个末世沙皇的加冕典礼，如同所有的专制君主一样，热衷排场的豪华，追求面子的风光，“俄皇加冕大典，为各国累年所罕遇，因欲显其荣光于一千五百兆人之上（指当时全球人口——作者注）。先期数月，函电四传，地不论何洲，人不论何族，凡有国名可指者，无不邀请赴会。……正不徒向通音问之友邦，闻声相思之异国，各简贤臣贵戚，同效凫趋燕贺已也！吁，其盛哉！”（同上书，P50）当年5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后，按照惯例举行大规模游乐活动，活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由于现场人员太多，“拥挤欢噪之顷，彩棚忽塌，俄民奔走逃生，遂致互相践踏，死者约两千人。乐极悲生，俄新皇何以为情哉！”（同上书，P49）此即为“霍登惨案”。李鸿章通过翻译询问负责贵宾接待的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是否发生了一件大惨祸，死伤约达两千人之多？”维特回答说：“是的，的确发生了不幸事件。”李鸿章又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如实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这没有问题，而且惨祸刚发生就已经禀奏了。久经宦海的李鸿章对此摇头道：“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见维特没反应，李鸿章以过来人的身份指点迷津：“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P52）

其实，李鸿章炫耀的官场秘籍，具有悠远的政治传统。春秋时吴王夫差高筑姑苏台，据说其目的是“听百姓之疾苦”，“察四方之兵革”。伍员（伍子胥）汇报的“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显然不合上意，而伯噽报告的“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伍）员者欺王。”（《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P203），才是吴王需要的。于是文过饰非的伯噽当上相国，直言相谏的伍员被逼自尽。后来的中国，有样学样者众，隋炀帝暴虐无道，致使民变蜂起。杨广问天下贼情，宇文述、裴蕴的回答都是“渐少”、“不能什一”，“天下何处有许多贼？”而向皇上报告“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的苏威，却在皇帝的默许下被裴蕴处死。（《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P5704）

李鸿章对维特的炫耀，是谓官场经验的现身说法，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属于文化输出的范畴，这套说词无论属于“从政经验”还是“为官之道”，都可称为泱泱华夏的“软实力”。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了中国的硬实力，又向俄国官员输出了中国的“软实力”，可说是“堤内损失堤外补”。不过，李鸿章炫耀的这种“软实力”，并非华夏文明的国粹，亦非中国政治的精华，而是中国政治厚黑学的丢人现眼。李鸿章将中国的官场恶俗与政治弊端向俄国官员显摆，应了鲁迅先生一句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334）这种把腐朽当神奇，把糟粕当精华的行径，的确成了国际丑闻。这样的恶俗与弊端也正是近代中国踟躇不前的基本原因之一。倒是维特的感慨，让清醒的国人唏嘘不已——“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录》，P52）

2016年9月6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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