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率团访问台湾台中县工会）
饥饿童年
我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广宗县安湾头村。这是一个贫穷的小乡村，坐落在一马平川的冀南平原上，直至日落才能看到太行山的山脊。
在我刚记事时，一件事就在脑子里留下清晰的印象，那是1958年，村干部带人到我家，从灶台上掀走铁锅，扔到院子里，用锤子一下子砸了个大窟窿。在我爷爷居住的老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高炉，许多人围在那里，砍伐村里的树木当燃料，把从各家各户抄来的铁器扔到炉子里。炉子里冒出红红的火光，半夜三更人声嘈杂。他们是在炼钢，所有铁制的东西都是炼钢的原料。我那时年龄小，不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知道，在我上学以后，那些炉子里炼出来的“铁渣”，仍然扔在墙角里。
家家户户的饭锅被砸了，人们只能到村里的大食堂里吃饭。那是大跃进的年代，村里的青壮年都被抽到城市或工地上，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当时，父亲被抽到邯郸的岳城水库工地，五叔与本家的二哥到邯郸与邢台的钢铁厂上班。1959年的秋季，下了一场大雨，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没有能力抢收，许多庄稼烂在地里。雨过天晴，我跟着哥哥到地里割草，成熟的玉米棒子长了芽子，山药（红薯）秧子没人翻，须根扎到地里，长出了又细又白的毛根和小小的山药，大块的山药在泥地里泡烂了。不记得大食堂是什么时候解散的，只记得后来去吃饭，都是水煮的山药叶子，碗里的棒子（玉米）面糊稀溜溜地沉到碗底。
1960年，我已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山药吃完了，只能煮山药片（晒干了的红薯片）。春天到了，青黄不接，家里没有吃的，榆树叶采光了，榆树皮扒光了，甚至把杨树叶和柳树叶煮熟来充饥。母亲让我和哥哥背着筐到地里捡能吃的东西。我们拿着铁锨，在已经开冻的地里，有时能捡到冻干的山药鞭（红薯根），幸运时能在土里找到几块半截的山药。山药叶子吃光了，山药杆子（红薯藤）成了好东西，晒干后压成面，做成糊糊来填充肚皮。现在的人们不知道“棒子芯”（玉米脱粒后剩下的部分）怎么会成为食品。这些本来属于燃料的东西，用碾子压碎后，也被吃到胃里。棉籽皮（棉花籽榨油后剩下的渣滓）羼入山药面蒸成窝窝头，不仅难以下咽，也难以排出。有人把那几年称为“瓜菜代”，有时真正的瓜菜是根本吃不上的。
我们村有两户姓苗的人家。苗长居弟兄二人闯关东，解放后回到家乡。弟弟苗长佐饿得皮包骨头，吃了棉籽窝头后，大便排不下来，被活活憋死。他家里人没钱置棺材，用一张破蓆片儿把尸体裹起来埋掉了。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桩悲剧。在那几年，饥饿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家胡同南口有一个两头透风的磨坊，天气还很冷，每天成群结队逃荒的饥民蜷缩在磨坊里。白天，他们挨家挨户喊着“大爷大娘，行行好，给一口吃的吧！”在那可怜的目光下，母亲总是尽可能地找一点吃的放到他们的碗里。
红色童蒙
我们附近有六个叫做“湾头”的村庄，最南边是安湾头。小刘湾头在六个湾头中间，有一所中心小学，在我们村北一里路。1961年，我在本村上小学。四年级到小刘湾头上学。小学的条件都一样，“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没有课桌、没有电灯，没有玻璃。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书包是母亲用粗布缝制的方形口袋，两根布条作提手，书包里装着课本与石板。每天上学，都要从自己家里带板凳，星期六放学搬回来。
上小学时，学习用具很简单，最初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满了用布条擦掉。石板、石笔现在见不到了，那时是主要的书写工具。有时从供销社买来整张的白纸，裁成32开，用纸绳扎上就是作业本。我的读书兴趣，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六叔喜欢看书，就是爱发脾气。《水浒传》的连环画都是趁我六叔不在时偷着看。
小学五六年级是在件只完小上的。件只在东南方一公里。入学后，我被编入六五乙班。班里同学40多人，按身高安排座位，我那时个子矮，坐在教室最前排。早晨上学去，在书包里装上一大块熟山药或者两个山药面的窝窝头，在学校的大锅里蒸热，就是午饭。看到有的同学吃着玉米面的窝窝头，很是羡慕。那时吃饭没有咸菜，每天带一根大葱，算是咸菜。许多年以后，直至当兵，闻到葱味，仍然过敏。
不知什么时候，意识形态的黑洞开始吞噬幼小的心灵。我读了一本《王杰日记》，就缠着父亲要买毛主席著作。父母亲都不认字，给我两毛钱，我到公社把书买回来，一看不是毛主席著作，那是一本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学习体会，到现在还记得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这几个人名。学校的走廊上挂着一套英雄挂图，有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安业民、向秀丽、刘文学等等。我内心里也萌生出英雄梦，常常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我怎么碰不上跌倒的老人，我怎么没遇到阶级敌人？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了大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黎明，在房顶一阵嘎嘎的声响后，接着是剧烈的摇晃，瓶瓶罐罐，纷纷坠落地下。后来才听说震中在西边的隆尧和宁晋，死了很多人，周总理来到灾区都掉下了眼泪。第二次强烈地震，发生在3月22日下午。我们正在上体育课，同学们刚进校门，地震发生了，大地剧烈晃动，房檐上的砖瓦纷纷坠落，老师们紧张地招呼同学，以防砸伤。教室不能上课了，学校在外面挖了个长方形的大坑，动员每个同学回家拿一条床单，班里的女老师和女同学把床单缝在一起，盖在大坑的上面。课桌与板凳抬到大坑里，这就是我们的课堂。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写得气势磅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似懂非懂的政治名词。最初感受到“文革”狂飙的威力，是那年夏天在件只村西召开的批斗大会。成百上千的人们聚集到会场上，几辆汽车开过来，每辆车上都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走资派”，头上戴着高高的、圆锥形的纸帽子，身后有两人架着胳膊，胸前挂着纸做的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名字都倒着写。最前面一辆车上是李子元，有人说，他是我们县最大的官——县委书记。那天刮着风，会场上尘土飞扬，人们喊着口号，拥挤着，叫嚷着，乱成一团。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我当时只有12岁，串连不够资格，当上了红小兵。红小兵最初没有袖章，只有胸章。过了两个月又变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红卫兵”。小学的“文革”是从“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的。同学们已经无心上课了，跑到街上闹革命。件只街上一些老宅门口的石狮子被砸烂，土地庙里的神像被捣毁，不知从谁家搜出的旧书，都被扔进火堆中。学校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批判校长和老师的。有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可笑，上课时挨了老师的粉笔头，也成了批判的内容。街上有人散发着传单，“西城区纠察队”、“红色恐怖”这些词就是从传单上看来的。一天，村里来了一拨从北京大串连来的女红卫兵，她们都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手拿语录本，扎着两个小辫子，戴着毛主席像章，人都很漂亮。在村头给贫下中农演节目，她们唱的《忆苦歌》，到现在印象很深。
我父母没有文化，但从来不信鬼神。家里锅灶上只有一张灶王爷，也被我撕下来。我们村里有一王姓人家，其先辈在清朝做过举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抄，大量的书和绸子衣物堆在后街。那些书用布匣装着，封口还有骨签，都是什么书，当时并不懂，只看到许多带有“广宗县志”的字样，都被一把大火烧的净光。当时，趁人不注意，我捡起一本残缺的《水浒传》带回了家，这本书几乎陪伴我度过了“文革”的最初几年。
这场“破四旧”将农村文化荡涤干净，几乎找不到可读之书。看到同学带本闲书到学校，想方设法也要借来。就这样，在学校里读过《三国演义》《兰花梦奇传》《杨家将后传》和一些连环画。先前只读过《西游记》下集，后来从本家四哥那里看到上集，连缠带赖，借来看看。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和大哥住在一个没有炉子的冷屋子里。我将脖子以下藏在被窝里，一只手抓着书，另一只手攥着用墨水瓶做成的柴油灯。柴油水分太多，易于结冰，油结了冰，灯就不亮了。用手攥着油灯，实际上是用体温暖着这如豆之光。一夜到天明，我竟然把书读完。说实话，当时读过的书，特别是《东周列国志》，是囫囵半片读下来的，这种文言小说，不光意思不太懂，许多字也是连猜带蒙，并不认识。
“文革”开始后，最热的是背毛主席语录，学校组织比赛，最初我一口气能背170多条，名列第一。那时背语录是朗诵，嗓子背哑了，被别的同学超过了。那时同学们互相抄传单——“遇到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语录里找答案”。什么“不怕困难想一想老愚公”、“毫不利己想一想白求恩”、“爱国主义想一想赵小寿”，等等。我还模仿《王杰日记》写了许多充满豪情壮语的革命日记。
（这是我中学时用过的作业本）
“文革”开始后，纸开始紧张，白纸买不到了，只能买到一些褐色、绿色或红色的纸，裁成作业本。高小时期，有了认字的需要，字典却买不到。所有的书都成了“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又没有替代的字典。舅舅是复员兵，他送我一本残破的四角号码字典。纸呈暗褐色，纸已发脆，一触即碎，没有了封面与封底，而且是繁体字。更糟糕的是学校里没人会用这种字典。幸好本家的四哥会用四角号码，他教我学会了查字典的方法。母亲看我喜欢这本字典，就用一块红布包了封皮，用糨糊粘好。我认识的许多生僻的字，都得益于这本残破的字典。
动荡初中
“文革”起来后，形势很乱，拖了几个月，才接到初中的入学通知。初中是在小刘湾头上的。学校地处该村西南角，学校向南是一条通往公社的大道。刚入学时没有教材，《毛主席诗词》和《欧阳海之歌》都作过语文课本。语文老师是一位姓董的女老师。“文革”调动起了孩子们的野性与“造反”精神。正在上课，一位同学竟然坐在课桌上拉起二胡，董老师的脸都气红了。我也并非本份的学生，上课时间，好几次与同学跑到学校外面的树木里下象棋。
终于领到了新课本，这是一本“广宗县九年一贯制学校试用教材”。至今保存着。语文课本的封面是白色的，上面有毛主席的头像，中间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扉页是毛主席的画像。翻翻课文目录，第一课是《红太阳颂》，第二课是《到韶山》，第三课是《紧跟毛主席奋勇前进》，第四课是《红太阳照亮了安源山》，都是歌颂毛主席的。代数课，无论是有理数还是方程，每一单元开始都是毛主席语录。课程的重大变化是增加了一门《农业基础知识》。我在农村长大，水肥、作物并不陌生，有两门知识感到很新鲜，一是制图，学习绘制平面图、俯视图、侧视图；二是农机，学习柴油机的四冲程。
（这是我用过的语文课本）
有一天，父亲告诉我，给我买了一样东西，问我喜欢不喜欢。父亲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大红的塑料封面，“毛泽东选集”五个字金光闪闪。我有点喜出望外，父亲买书的钱不知攒了多长时间，也不知并不认字的他是怎样选择了这套书。我如获至宝把书装进书包，第二天背到学校向同学们炫耀。四本书实在太重，以后我每天只带一本。时间不长，似懂非懂地竟然把“毛选”四卷通读了一遍，并且用钢笔在书上划了一些道道。
（这是父亲当年给我买的《毛泽东选集》）
上初中目睹了这样两件事，都发生在1968年。一次下课后，一位同学用粉笔在板凳上写了“共产党万岁”几个字。不知是谁报告了学校领导。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共产党坐在屁股底下，这还了得！于是要求我们班召开批斗会。这位同学站在老师放粉笔的台子上，面对同学低头认罪。一些同学慷慨激昂，发言、喊口号，乱成一团。这位同学痛哭失声，泪流满面。这位同学与我同岁，也是14岁。另一件事发生在校外，也是我的同学，是小刘湾头本村人。一天下课后，校门口一阵骚动，说是在街上发现“反标”（反动标语）。公社的人来学校核对笔迹，随即对一名同学实施逮捕。一群人把这位同学五花大绑抓走了，脚步杂沓地消失在大道上。
学校来了一位南兵勇老师，是一位复员军人。他来了以后，学校的军体水平明显提高。我们的音乐老师曾经教我们唱过“语录歌”，但“忠字舞”确实是跟南老师学的。到现在还依稀记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基本动作。1969年3月初，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半夜村里组织游行，喊着“打倒新沙皇”的口号，绕村一周。在件只看露天电影，正片前面的新闻简报，都是揭露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就是这一年，出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新名词。当时国家战备形势非常紧张，学校针对这种形势，在军体课中进行“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训练。每个同学都自制木头枪。每次训练结束，同学们都滚的满身土。
1969年夏初，北京的“九大”刚开过，那是个人迷信甚嚣尘上的时期。我放学回家，在家里吃午饭。我家的北墙上，挂上了一幅领袖像。吃饭前，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我领着弟弟妹妹，恭敬地站在领袖像前，举起“红宝书”，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完万寿无疆，才能端饭碗。
乡村阴影
我的父辈兄弟六人，父亲排行老三。土改时我家划为下中农。“文革”中贫下中农本来是党的依靠力量。我的大爷（伯父）安元淼，抗战时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我家有一条地道，为了掩护八路军，他曾被抓到件只据点，被鬼子灌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父亲安元凯，目不识丁，从小务农。父亲平时寡言少语，但他却有极好的记忆力，脑子非常清晰。但脾气不好，刚强正直，宁折不弯。这既是他在村里受尊敬的因素，也是他在“文革”中吃亏的原因。
“文革”前，生产队开了一家烟店，算是全队的副业。这个烟店就是加工烟丝。生产队选了五六个人从事这项副业。他们干活有分工：采购烟叶、加工烟丝、销售成品。在财务管理上，他们有会计，也有保管（出纳）。父亲没文化，会计、保管没他的事，实际上就是在烟店里干活。到了“文革”期间，政策收紧了，销路也困难，这个烟店就办不下去了。
农村的“文革”，最令人恐怖是清理阶段队伍阶段。地主富农被勒令天天扫大街，右派被反复陪绑批斗。村里进驻了工作组，要深挖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这个时期的最高指示，最厉害的就是“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一次在地里干活，蹲点的公社干部拿出一张布告，让社员们讨论布告上的人应当如何判刑。布告上至少有七八人，好象犯有盗窃罪、私宰耕牛等等。每读完一个人的罪行，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杀”！不知道在多大的范围里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群众审判。不久就在街上看到正式布告，许多人的名字上打了红叉。
“文革”中，政治扭曲了社会、扭曲了人性，家族、邻里之间的纠纷，都变成了政治纠纷。在农村，两派互相斗争，你贴我的大字报，我贴你的大字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动不动就是反革命言论，动不动就是历史问题。父亲没文化，对方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有一次喊口号，喊成了“国民党万岁”。父亲不服气，他不会写大字，他口述，我记录。我当时就惊异于父亲惊人的记忆力和逻辑性。他说一句，我写一句，记录下来，几乎就是一篇有事实、有道理的批判文章。写大字报成了我的事，从来没拿过毛笔，竟然通过写大字报练习了毛笔字。
我们村虽然叫安湾头，安姓人口却不到三分之一，王姓占绝大多数。“文革”时，农村也分为两派，实际上是按家族划线。王家一派人多势众，控制着革委会。工作组一来，就与他们穿一条裤子。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兵，成为头面人物，当上了革委会主任。父亲被人贴了大字报，作为反击，他用大字报揭发人家在抗战时出卖地下党员的历史问题，而被揭发者正是这个复员兵的亲戚。于是，他们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很快对我父亲实施了报复。
1969年夏初，村革委会在村西的大坑里召开大会，公社派了几名“群众专政”纠察队员来到现场。这个复员兵在大会上声嘶力竭、穷凶极恶地讲话，“把投机倒把分子安元凯揪上来”！父亲被一名纠察队员反拧胳膊一脚踹倒在地，另一名纠察队员又用枪托把父亲打倒。我们弟兄三个蹲在大坑沿上，眼见父亲遭到这伙歹徒的野蛮殴打，只能流泪与哭喊。他们无法给父亲定罪，就因为父亲在烟店里干过，就以“投机倒把罪”抓起来。父亲被他们押到了公社纠察队，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看守所。回家后才知道，他们还抄了我们的家，母亲在家里大哭。家里仅有的几件旧棉被、棉裤和棉袄，也被歹徒掠走了。
母亲为父亲做了两碗面条，盛在罐子里，然后底朝下扣上一个粗瓷碗，碗里放了两个高梁面和玉米面“混合”的窝窝头，让我给父亲送饭去。父亲被关押的公社“监狱”，在我们村南，大约二里路，顺着庄稼地踩出的小道，用不了半个钟头就到了。走到公社大院，“监狱”门前的看守，对探“监”者盘问一番，然后喊出被找的“反革命分子”。父亲慢慢走了出来。我发现他的手腕有很深的勒痕和紫斑，伤口还流着黄水。父亲回头看看站在远处的“看守”，轻声说：“这是昨天晚上‘纠察队’那些坏小子用绳子硬勒的。”父亲还叮嘱说：“回去别给你娘说，要不她又惦记。”夏秋之间，将近两个月，我一次又一次往返在这一公里长的沉重又凄凉的庄稼小道上，一直到父亲被释放出“狱”为止。
父亲被抓走了，家里东西也被抄走了，生活更困难了，甚至连买灯油和油盐酱醋的钱也没有，全靠卖几斤鸡蛋换钱。为了贴补家里的生活，母亲与妹妹起早贪黑，纺线织布。她们用篮子装着舍不得吃的鸡蛋，拿着辛辛苦苦纺成的棉线，拿到件只集上，想换几个现钱，却经常被赶得东躲西藏。辛辛苦苦织成的棉布，只能以低价由国家“统购”。有一天，母亲叮嘱我和哥哥呆在家里、不要下地，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她只得找街坊邻居，借来一些高粱和山药片，对付着吃两天。
辍学务农
1969年底，我初中毕业了，面临升高中的问题。村革委会定下调子：上高中必须经过贫下中农推荐，学习再好也不行。我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成了一个未成年的农民，当年我15岁。由于乡亲们知道我在学校成绩好，在生产队里干活，休息时读报就成了我的任务。1970年春天，队里活儿不多，派我去村东看麦子。为防止牲畜跑到麦田啃食，我就坐在村东一个废弃的砖窑上，居高临下看护着这块麦田。闲极无聊，我拿了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本子，把每一段语录都用汉语拼音写下来。
当年夏天，村革委会的治保主任安元善对我说：“你在学校里学习好，别就这么浪荡了。还不如去复习一年，明年再上高中。要行的话，我给他们说一声。”就这样，已经辍学的我，当年秋天到小刘湾头中学作了一个复读生。巧合的是，竟然和我三弟成了同班同学。我本来比三弟早两年上学，结果他一上学就是二年级，而我退了一班，就赶到了一起。
插班高中
当时强调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没有别的条件，学农是最方便的项目。学校养了几头猪，算是办了个养猪场。放秋假后，学校要求学生到地里找山药（山药收获后，总有一些遗留在地里），交到学校喂猪。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到吉兴古庙会上去拣牛粪。这个村庄离学校十几里路，大家背着粪筐，拿着铁锨，把拣到的牛粪用车拉回学校，算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大力纠正“左”的错误。对我们的直接影响，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教育回潮。小刘湾头中学有两个高中班，但都以军事编制相称呼，称为一排、二排。我担任一排排长一年多。这个阶段，学习相对稳定，心情也比较愉快。1972年8月加入了共青团，当时，学校入团名额很少，团员算是佼佼者。当年秋季考试，我的各门功课均列全校第一。
1972年冬天，由于林彪事件停止了的征兵终于恢复了。一位解放军干部来到学校，与适龄青年座谈，对我印象很好。没想到，我参军的最大阻力，仍然是派性的干扰。我顺利通过了体检，但村里却不让我当兵，设置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说我表现不好，二是说我父亲有问题。许多调查工作都是部队的同志直接进行的。关于我的表现，学校出具了证明；父亲的问题，是公社出的证明。村革委会的那些人无计可施了，只好采取拖的办法，对我当兵，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村里开会时，大家都不表态，一直僵着。安元善在会上提出：“光这么拖着不是办法，我说个意见，大家同意就办，不同意就散。按成份排号，贫农一号、下中农二号、上中农三号。”实在无计可施，这个意见被通过了。这样安俊岭（贫农，智力有点问题）一号，我二号。我被批准参军时，高中尚未毕业，学校后来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长白山下
我们营区位于吉林地区永吉县双河镇西北山间，地处吉林哈达岭西麓，吉林市西南方。部队代号为3190部队，番号是陆军第四十六军炮兵团。河北新兵分到三营九连新兵班。营房室内布局是对面炕，取暖设备叫做地火龙。入伍头一晚，我们11名个河北新兵全部一氧化碳中毒。哨兵发现后，连队首长、医生都来了。班长问我，你怎么样？我说“没事”。其实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天亮后，症状较重的送到营部，其他新兵在家休息。
“文革”导致了全国经济困难，当兵的伙食也不好。主食是高粱米，副食是炒萝卜片或煮白菜汤。冻萝卜、冻白菜不仅没营养，也不好吃，炊事班总是大量添加辣椒或姜片。部队吃饭前要排队唱歌，唱完歌才能就餐。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下，外层的高粱米饭已经结冰，体质弱的同志得了胃病。
新兵连的生活结束后，我分到一排一班，我们营的装备是八五加农炮。我们班是炮班，我的角色是炮手。我们入伍时，珍宝岛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此时，中苏关系仍然剑拔弩张。刚到部队的新兵，难免有些心理紧张。第一次夜间站岗，炮场在营区西侧，旁边就是无边的落叶松林。山风呼啸，偶尔几声狼叫，心里有些发毛。把冲锋枪紧紧搂在怀里，右手伸进皮大衣的兜里，紧张地攥着那五发子弹。
由于营房并未完全竣工，所以，我们下到连队后的主要任务是拉沙子或运石头。永吉县的冬天，气温通常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新兵的荣誉感与上进心很强，干起活来根本不惜力气。往汽车上装砂子，不大一会儿就出了一身汗，干脆甩掉棉衣继续干。装满的汽车开走了，冷风一吹，感冒了。年轻气盛，根本不把感冒当成病。回到连队，找营部医助要一把暴马丸（部队自制的治感冒的中成药），吃了继续干。上次感冒尚未痊愈又感冒了。重复感冒终于导致了支气管炎，每到冬天咳嗽不止，至今留下了病根。
在批林整风学习时，连长刘景德看出我与其他新兵发言不同，很快把我调到指挥排侦察班。侦察班技术含量比较高，它主要运用仪器、地图为炮兵指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要用到对数、密位等数学知识，并要熟练使用炮队镜、方向盘（苏制炮兵测量仪器）、望远镜、计算盘、地图等技术工具。在我调到侦察班的同时，连队出黑板报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大约是1973年的3月份，我向组织上交了入党申请书。
天气逐渐转暖，我们班的任务是配属营部无线班到孤店子参加军农生产——种水稻。孤店子在吉林市西北方向，紧靠长吉铁路，距空军二台子机场和松花江不远。东北天气寒冷，水稻只种一季，四月下旬即开始育秧。在水田里做好苗圃，撒上稻种，铺上细沙，盖上塑料布。时在五一前后，水里还有冰茬，干活要下到水里。老兵们有长筒水靴，新兵只能穿着解放鞋下水。冰水刺肤的滋味可想而知。我的左腿关节，因此落下了风湿症。插秧之后的农闲季节，战友们到空军机场洗澡，顺便在那里买到几本鲁迅杂文的单行本《而已集》《准风月谈》。除了在课文读过鲁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杂文。
1974年5月初，我参加了团训练队集训。全团侦察兵与计算兵集中到一起，由团里的教员授课。从理论知识到器材使用，从识图用图到实地训练。训练队的生活很苦，没有蔬菜，全体动员，到山里采蕨菜、捡蘑菇。训练力度大，体力消耗大，每顿饭竟然吃四五个馒头。从春到夏，从夏到秋，营区周边的白石砬子、桦皮河子、苇子沟等地，翻山越岭，爬坡越坎，三角架、独立树，其坐标方位几乎全部测量一遍，并标注到地图上。训练结束时已是秋季，考试结果出来了，理论、识图、器材、测量、计算等科目，综合成绩4.6分，获得全团学员第一名。连队和班长非常满意。年底总结再次获得连队嘉奖。
1974年11月27日，我正在写黑板报，班长朴文杰告诉我，你的入党申请支部通过了，党表放在你的枕头下，抓紧时间填一下。那天晚上，心情激动的久久未能入睡。两天后，支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从这天起（那时没有预备期），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后来别人告诉我，你是咱们团第一个1973年入伍的党员。
1975年初，一些老班长复员了，我从新兵变成老兵。连队宣布我为军械员兼文书。当上军械员，我曾到团里参加了几天短期训练，很快就掌握了连队全部轻武器包括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枪的拆卸、保养和使用。
1975年5月初，连队通知我到团司令部军务股报到，代理保密员。保密员职责是分发、保管机要文件，保管和使用部队公章，保管军旗和档案。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体现了部队对我的极大信任。刚到司令部，经常见到团首长，有些紧张与局促不安。保密室的工作，难的并非机要文件的处理，而是签发介绍信与军人通行证。哪些介绍信可开，哪些不能开？哪些通行证可开，哪些不可开？都要请示股长。时间长了，摸到了门路与规则，心理上也就逐渐放松了。
1975年，“文革”已是强弩之末。邓小平复出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全面整顿。整顿全国铁路交通秩序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位居京沪铁路与陇海铁路十字路口的徐州，由于驻军与当地造反派的关系，导致徐州地区武斗不断，严重影响了铁路大动脉的畅通。于是，中央军委下令，部队实施调防。驻防徐州的部队调防吉林，驻防吉林的部队调防徐州。此时我刚到团司令部，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调防准备工作。
调防徐州
1975年6月，长长的军列，告别了长白山的皑皑白雪，告别了松花江的滔滔江水，告别了哈达岭的密密丛林，向关内进发。列车最终到达了徐州市郊的大湖车站。
部队在新营区安顿完毕，进行调防工作总结。一些单位的总结很有特点，有的报告称，“再见了，死不改悔的高粱米；告别了，顽固不化的冻白菜”，大家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来描述部队生活的变化。我本人因为在部队调防当中的表现，受到团里的通令嘉奖。
1976年1月，又到老兵退伍阶段。此时，我已经服役三年，虽然是代理保密员，但仍是战士身份；不能转正，就要考虑复员了。我也与同年的战友一样，悄悄做着复员准备。当时物资奇缺，星期天我专程跑到坦克二师军人服务部，买了几条阿尔巴尼亚卷烟和几瓶酒。没想到，几天后，团里下达任职命令，我被正式任命为团司令部军务股保密员。这在1973年入伍的战士中，属于提干的第一批。在部队提干，意味着一个农村孩子自身命运的真正改变。股长对我很关心，一天，他对我说：“你当兵三年了还没回过家。这次正好你们县有几名复员兵。你收拾一下，顺便把他们送回原籍，也回去看看父母。”这让我非常感动。
那时回家乘坐火车并不容易。我与几个战友从徐州买票上了火车，到郑州转车，不敢出站台。郑州与邢台都在京广线上，只要是北上的客车，不问车次，来车就上。人群太拥挤，一个战友率先挤进车厢，随即打开车窗，车下的战友把行李递进去，人也从窗户爬进车内。车厢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厕所里、水房旁、连接处都挤满了人。
到了广宗县城，帮复员的战友办理了相关手续，匆匆往家赶。进了家门，离别了三年多的父母看到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我抓住父母粗糙的手，看着二老日益衰老的面容，也是有话说不出。我向父母汇报了这几年在部队的情况。母亲担心我在部队吃不饱，说我太瘦。在家这几天，我又按照领导的要求，走访了几名复员战友的家庭，给他们谈了话。然后返回部队。
这年清明节，北京发生了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此时，我部九连奉命到连云港种水稻。总政治部下发文件，要追查政治谣言。领导决定，让我携带文件直接到连云港向部队传达。于是我乘火车到连云港，辗转找到九连的生产基地——花果山下的猴嘴。这个连队是我当兵的起点，好多领导与战友都很熟悉，见了战友们很亲切。
淮海路上
1976年8月，我的工作再次发生变动，调到军司令部军务处任保密员，当年我22岁。军部位于徐州市中心的淮海路上。从团到军，只是工作岗位的变动，工作性质与职务都没变。不同的是，从团级到军级，做的还是机要文件保密工作，服务对象则是军里的首长和军级机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许多人的心里，好象塌了天。部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军首长与指挥机关进入九里山人防工事。此时，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外，空中到处回旋着哀乐。大约在毛主席追悼大会后的一天中午，司令部作训处一位副处长把我叫去，告诉我有一封急件，要马上送到济南军区作战部，吉普车已在楼下待命，并交给我一份特别通行证。我从作训处一位参谋手中接过一个牛皮纸信封，当即赶往火车站，并顺利登上了前往济南的火车。事后才知道，“四人帮”在上海向民兵发枪，图谋武装叛乱，这是一份准备对上海采取行动的作战预案。
在那时，社会思潮比较混乱，传说有人向江青写效忠信。一天，军政治部保卫处的杜铁环副处长把一包材料交给我，告诉我说，“这些材料涉及一些领导与北京的关系问题，你把它锁到保密柜里。谁问就说不知道，就是军长、政委问也这样回答。”一次，军机关在俱乐部礼堂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会议，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姜殿阁就他给江青写效忠信的问题作检讨。这个检讨似乎很诚恳，声泪俱下。然而，这种行为向为人们所不齿。
1977年恢复高考。这对我们这些被“文革”毁掉了学业的一代人，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国家恢复高考了，心里跃跃欲试，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却不想被处长一口拒绝了——要安心工作，以工作为重。一句话破灭了我此生的大学梦。
1978年4月，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视察徐州驻军，接见了军机关师以上干部。这次视察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徐海地区的驻军进行了调整。我军属于济南军区，因此，驻在江苏境内的我军部队要全部移防山东境内。5月初，我乘车前往北京，任务很单一，将罗瑞卿视察徐州的照片送到总参作战部。任务完成之后，总参作战部一名参谋给我一张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票，要我随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一起入场。
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始内部参观。队伍排得很长，执勤人员向参观的队伍宣布，脚上有铁钉者，一律禁止入内。进入纪念堂大厅，是一座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进入内厅，大家屏住呼吸，空气静的可怕，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听到声音。转眼看去，这个曾予中国巨大影响的老人，静静地卧在水晶棺里，面部皮肤松驰蜡黄，已经不复画像上神采奕奕的样子。大家从后门静默地走出，大家都不说一句话。我是我们军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最早的几人之一。
移师潍坊
1978年5月，根据总部指示，部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移防的准备工作。到达潍坊后，军部临时安置在山东省军区独立团的营区，各方面条件比较差。保密室负责机要文件的收发与管理，在了解信息方面，条件得天独厚。一个时期以来，上级下发了谷牧、李先念等人出国考察的材料，详细介绍了欧洲、日本经济、科技发展的状况。看了这些材料，我当时感到很震惊。
当年年底，中央宣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不知道，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我只是很朴素地意识到，自己对经济一窍不通，应当学一点经济学。于是，订阅了一本《经济研究》杂志，并开始收集报纸上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大约从这时起，我似乎开始会用脑子了，对任何文件与理论，不再毫无疑问的接受。
1979年春节快到了，领导批准我回家探亲。春节尚未过完，收音机里播出中越边境发生战争的消息。多年的部队经历，感到此时应当赶快返回部队。天公不作美，春节期间下了一场雪，本来件只到邢台的长途客车正月初六正常通车。由于下雪，通车推迟。大哥只好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从县城坐车赶到邢台火车站。这天是大年初四，从邢台上车后发现，整个车厢只有我自己。
1979年夏，我向领导提出到部队带兵的要求。10月份前后，军务处杨处长告诉我，军炮团朱政委已经同意，你到连队任指导员。军炮团的新营房位于临朐县城东北营子镇的山坡上。我到炮团报到时间大约是当年11月初。至于我的工作岗位，竟然事与愿违。朱政委找我谈话，团政治处缺乏合适的机关干部，组织决定把你留在干部股。
长期以来，军队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即司令部的参谋、政治部（处）的干事、后勤部（处）的助理员，是不定职务的。1979年底，总政下达通知，机关工作人员要定职定级。我是1976年初提干，仅在军部就已经工作三年多，按照总政规定和实际情况，都符合定为正连职的条件。朱政委给我做工作：“我知道你提干比较早，也有军机关的工作经历。我过去就是你的领导，如果给你定为正连，我也不好说话。以后每年调整成为制度，你的职务下次会考虑的。”结果，我与同年入伍、刚提干的人一样被定为副连职。如此以来，职务工资、级别工资都少调一级，合起来每月少拿20多元，这在当时相当可观。岂料1980年初，总政下达通知，各级机关调整干部职务暂时冻结。
1980年初回家探亲。父亲告诉我，去年，公社送来了一张为他平反的通知，被村里抄走的被褥、衣裤也已经全部归还。这件事让我既高兴又悲伤。一个无辜的农民，竟然被残酷折磨了几年，一张白纸就算有了交待。这次探亲才知道，我的大爷安元淼，这个在抗战中出生入死的老人，由于饥饿、劳累等因素，竟然死在包产到户的前夜。公社医院在抢救时，发现他口中呕吐的都是青绿色的、带有菜叶子的酸水。第二年包产到户之后，人们普遍吃上了饱饭。本家的二哥（我大爷的儿子）对我说：“管他是毛主席还是邓小平，谁叫老百姓吃饱饭，谁是好人。”这是多么朴素的道理啊！
1982年初，接到军干部处的通知，要我到军里帮助工作。受领的任务是，清理、核对、修改干部档案。军干部处杜铁环处长提出要求，一是政治问题。建国后，干部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比如“反右”、“文革”，写过一些违心的检讨，作过一些违心的表态，已经装入档案。根据中央的指示，这是当时历史造成的，干部本人不应承担责任。这些材料要加以清理，登记上报，经领导审核后，清理销毁；二是年龄问题。一些干部在不同的阶段，比如入伍、入党、提干、结婚等，年龄填写比较混乱，一份档案，出现多个年龄。要求按照档案中填写次数最多、或者最初的年龄进行统一。领导认可或原则明确的，授权我们几位同志对档案进行修改，比如年龄问题，用刀片刮掉错误的年龄，然后盖上军干部处的专用章，以示组织负责。我本人的档案，在团干部股一直由我本人管理。调为正连职之后，档案送交军干部处。这次修改，我的档案正巧在我负责的范围之内。当时我28岁，在正连职干部中也仍然是年轻干部。利用自己管理自己档案的条件，无论在团里，还是在军里，修改自己的年龄，这样的机会得天独厚。然而，在当时，这样的念头想都不曾想过。
这年夏天，突然接到军干部处的通知，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军校考试。第一年到长沙政治军官进修学校学习一年文化，然后转到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学制三年。接到通知，有点措手不及。参加考试的同志都是早已确定的人选，已经复习了很长时间。而我，别说复习，找复习材料也来不及，当天下午赶到潍坊，次日上午就上考场。共考了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反馈的信息是，政治、语文成绩优秀；数学、理化不及格，尽管如此，我的总成绩在应试长沙军校的13人中仍然最高。但却未被录取，因为该校招生要求副营职以上（我当时正连职）。军里和团里为我的职务而扯皮，然而都没用，军校有自己的条件，我最终失去了录取机会。
当年秋天，我到军干部处办事。杜铁环处长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济南军区干部部工作。这是我后来调到济南军区工作的最初信息。杜铁环是我十分敬佩的领导。他在徐州时，是军保卫处的副处长，到潍坊后，担任军干部处处长。不久到137师担任副政委，后又作为138师政委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此后一路快速晋升，退休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政委。
济南军区
此时，我已经是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1983年11月9日到济南军区报到，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离休退休干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干部部下属的临时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干部部部长兼任。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在军区政治部工作期间，有两个重大经历，一是全程参加了整党活动，这次整党，以彻底否定“文革”为主旨。一次，在政治部机关的大会发言中，一位二级部长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会打倒“四人帮”。此言一出，大家议论纷纷。赞成者有之，多数同志不赞成，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二是参加了军区机关的自学活动。学习的科目有十一门，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形式逻辑、法学概论、中国近代史、国民经济管理学等等，三年学完全部课程，在山东省统一组织的自学考试中获得及格以上成绩，颁发大学专科毕业证书。考试结束后，按照考试总分与分科成绩，我居然被评为军区政治部优秀学员。
自学考试结束了，1987年初，写了一篇《我的自学之路》，寄给了《高考自学考试》杂志。没想到，这篇文章居然在该刊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而且得了30元稿费。从参军以来，我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行政性的，从来与文字无缘。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产生了尝试写作的信心。
此后，我结合本部门工作，一年之内写了6篇关于军区离退休干部的事迹报道。还专程采访了奇袭白虎团的战斗英雄杨育才，发表在山东、上海和黑龙江等地的刊物上。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求今后写的材料要让报道对象过目。自己认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心想，倒不如写一点言论，只表达个人观点，不需要组织把关。不过在当时，我并不懂什么是言论，什么是杂文。办公室订阅了多种报纸。我从报上剪辑了许多用楷体字排印的小文章，最初的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我发表的第一篇言论，题为《烟德刍议》，谈的是吸烟问题，发表在1987年9月19日的《河南日报》上。
我的杂文创作，真正的起点是1988年。以批评大吃大喝为主旨的《不肖的传人》，第一次被《河南日报》放在杂文栏目，时为1988年3月19日。这篇文章是我的杂文处女作。1988年，全国许多报刊开辟了杂文栏目，而且频繁开展杂文征文活动。此时，《中国青年报》开展“北极星杂文征文”，我就李鹏代总理站着讲话一事，写了一篇《坐立浅说》，5月6日在该报见报。征文结束得了一个“纪念奖”，奖品是一只“北极星”牌石英钟。刚刚开始杂文创作，居然得奖，也是一种激励。
1988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开展“风华杂文征文”。据有关评委事后称，此次征文是该报建国后的第一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竟然有7000多篇来稿，发表61篇，其中25篇分获一、二、三等奖。我的《哥们儿义气的命运》8月4日发表。文章的主旨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克服哥们儿义气，增加契约意识。我作为一个新作者，在征文中居然得了三等奖；400元奖金，也算是一笔“巨款”。文章发表后，《前卫报》的蔡惠福同志（当时已是山东知名的杂文家），拿着报纸上楼来找我，他说报社的伙计们感到奇怪，这个安立志从来没见写过文章，怎么一下就上了《人民日报》了。由于这次征文，作品发表时附上了作者单位，这之后，联系约稿者也就纷至沓来。
1989年1月4日，《中国老年报》发表了我的杂文——《不开窍的美猴王》。虽然文章皮里阳秋，嬉笑怒骂，不过根本没有针对本单位的意思。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以后就不要写这样的文章了。还是多写点老干部的事迹报道。”事后到北京出差，专门到阜城门附近的《中国老年报》社拜访了几位老领导（他们是《解放军报》退休的老报人）。编发这篇文章的编辑说，“文章写的很不错。编发时就考虑过，这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1989年10月在济南军区）
1989年3月26日，《或许也是国粹》在《齐鲁晚报》发表。我把“贯彻讲话精神”看作一种国粹，而这种国粹却是一种人治现象。个人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应要求全面贯彻。文章提出，应以法律治国，不应以讲话治国，行文中不可避免地提及毛泽东。文章发表没几天，军区北门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一个地方的同志要见我。我到北门后，见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齐鲁晚报》，上面画满红色的道道，没有寒暄，上来就是指责，你这样写毛泽东，我无法接受。我耐下性子与他对话，甚至讲我年轻时如何崇拜毛泽东，也讲到中央的历史决议。此人油盐不进，话不投机，离开了。这篇文章是年初发表的，评奖时已是秋季。几个月的时间，国内气氛沧海桑田。据说此文最初被评为一等奖。形势变了，省委宣传部要把关。有人说，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评为一等奖？报社方面解释，这次征文的评委都是国内名家，不尊重他们的评审意见似乎不好。后来采取了折衷方案，将此文奖次降级处理，从一等奖降为二等奖。
风波过后，时近年底，军区政治部抽调干部到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仲宫炮兵司令部集中，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我在写过几篇杂文之后，看出了一点门道，所有的杂文似乎都要引经据典，似乎都想借古讽今。由于“文革”的干扰，我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的积淀，于是，利用这次集中自学，从军区图书馆借来几本《资治通鉴》，试图恶补一下历史知识。经过一段时间，居然把唐代部分粗疏地读了一遍。
由于对自己的写作缺乏底气，《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发往多家报纸。一天，收到《文汇报》一封信，写信人朱大路，他对我说，我收到了你的文章，放在抽屉里，准备处理。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已经发表。希望今后给我们赐稿。这其实是对我一稿多投的婉转批评。朱大路先生的字迹一丝不苟，清晰工整，一看就是一个严谨的报人，一个端庄的学者。自此之后，我给《文汇报》寄过几篇稿子，朱先生都非常认真地给我复信，在信中指出文稿的不足，并说明注意事项。在经历了非正常的1989年之后，1990年1月15日，《人造的圣光》在《文汇报》笔会发表。
大约是在1988年下半年，接到《求是》杂志的约稿信。《求是》杂志的前身是声名显赫的《红旗》杂志，是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收到这封信，自然受宠若惊。发信人朱铁志当时是一位十分谦虚热情的年轻编辑。首次寄出的稿子不符合杂志的要求，他却将我这篇稿子推荐到改革开放的实验区——蛇口工业区的《蛇口通讯报》发表。1996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课程的学习，首次见到朱铁志，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朋友一起就餐，其中就有著名杂文家牧惠先生。当前，朱铁志在中国杂文界发挥着中流砥柱的特殊作用，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杂文家，也是杂文事业名望甚高的编辑家与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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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杂文创作，经历了一个“M”形的曲折历程。1988年的政通人和，使我邂逅杂文。1989年下半年迅速坠入谷底，杂文口径收紧，杂文禁区重重，可谓“下笔如有绳”。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仅挽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杂文也恢复了生机。而在律师入狱、大V封号、禁止“妄议”的当下，杂文重新沦入低潮期。
正值我从部队到地方的这个转折阶段，1989年下半年，国内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从1990年起，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独立，苏联解体。国际政治风云骤变，国内形势风声鹤唳。1988年刚刚邂逅杂文，马上遭遇杂文的冰河期。
1990年8月，卸下戎装，转业地方，第二年5月分配到山东省总工会政研室。虽然我当时连领导讲话也不会写，但杂文创作并未放弃。之所以分到政研室，主要也是因为领导看到了我的杂文。在“反和平演变为纲”甚嚣尘上之际，我在《济南日报》（1991年5月14日）发表了《“仙药”之类》一文。对于这篇杂文的立意，编者与作者心有灵犀。好笑的是，竟有一位市民竟然致信报社，打听哪里能买到这种“仙药”。
1991年8月，我与省工会的几名同志进驻龙口海员俱乐部，闭门起草建立机制、搞活企业的文件。在这期间，苏联发生了“8.19”事件。非常具有戏剧性，几天之内，角色互换，政变者沦为阶下囚。这一事件加速了苏共的垮台。在这种情况下，杂文的写作只好绕开所有的政治话题，只谈经济，只谈企业。
杂文作者的政治嗅觉似乎是天生的。1991年春节后刚上班，就从《解放日报》上感受到不同的气息。读了“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我的直接感受是，改革开放并未死亡。这一年，情况错综复杂。1992年初，单位正式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后来又收听了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录音。此时的心情，可谓雾霾尽扫，拨云见日，杂文面前的缰绳与锁链，一下子得到了解脱。
1993年初，一位领导问我，“你整天写文章，怎么在《工人日报》看不到你的文章？”从这年二月份起，《工人日报》先后为我发表四篇文章，分别是《为蒋一苇先生作注》《“服从组织分配”析》《“螺丝钉精神”》《最后一个堡垒》。第一篇是对全民所有制的解构，第二篇是对“服从组织分配”的分析，第三篇是对“螺丝钉精神”的否定，第四篇是对“按资分配”的肯定。这三篇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杂文，更像是政治经济短论。《工人日报》理论部的吴明伏先生说，“你的文章，一点不像工会干部写的。”“我很想收到你的稿子，又怕收到你的稿子。”的确如此，《“螺丝钉精神”》一文被该报总编压了一个多月，因为他当年曾参与过雷锋精神的宣传。这个开明的报人最终认为这篇文章言之成理，放行了。而最后一篇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有人评论，这是最早肯定“按资分配”的观点，官方自然不会采用这样的说法，而是较为婉转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即使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这些思想仍然是深刻而敏感的。
1992年，《瞭望》新闻周刊举办“燕赵杯”时事杂谈征文。在此次征文中，共发表两篇文章，一是《锦囊何在？》一是《“企业有权……”析》。没想到，两篇文章居然同时获奖，分别为一等奖和二等奖。
1993年初，朱大路先生与我联系，他说，笔会准备开辟“新杂家”专栏，希望尽快看到安立志的专辑。这个专栏推出了当时国内杂文创作比较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谓之“新杂家”。朱大路先生的严谨是一贯的。1993年8月17日“安立志专辑”见报，专栏由“安立志小传”及两篇文章构成，即《“我化”》与《<狗尾续貂>效颦》。《“我化”》作为20世纪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之一被全国多种跨世纪杂文散文文集所选用。很多年以后，朱大路先生对我说，你那篇《我化》，思想很深刻。
（2000年9月在山东省总工会）
山东省杂文学会成立于1990年代初期。我作为一个杂文初学者，成为学会理事。由于后来我在本单位的文字工作或行政事务非常繁忙，没有精力参与学会的活动。这让学会的个别老同志产生了误解。尽管如此，我仍然积极参与了学会的征文或评奖活动，而且连续多年获得山东省杂文学会一等奖。
1999年春节前后，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为此，我写了一篇《祭哥伦比亚号》，迅速在《南方周末》刊出。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此文已被收入北京、河北两省市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多年（初中语文北师大版八年级下册、初中语文冀教版八年级下册）。在参加全国杂文组织活动时，一位朋友说，在语文教材大量删除鲁迅作品的今天，当代杂文作家的作品进入语文课本（不是选入语文参考书，更不是语文考试选题），成为国家正式教材的一部分，是极为少见的。
在省总工会，从主任科员到政研室副主任、主任，再到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了大量文件的起草、许多会议与活动的组织。在工运理论研究方面，多次承担全总书记处的研究课题，从1990年代中期算起，曾连续6年在全国获得7个一等奖。尽管工作繁忙、事务冗杂，仍然坚持了杂文创作。反极左，反腐败，反专制，旁及对于国民劣根性的解析，是我多年从事杂文写作的基本取向。我始终认为，杂文创作，不宜追求数量，但求内心表达。出版了几部文集，如《<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安立志集》（吉林出版集团）等等。2014年，从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岗位退休之后，近年来，阅读了一些外国名著，撰写了一些文史随笔。
在杂文创作中，作品能够逐渐成熟或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力，杂文名家与杂文报刊的提携与推介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人民日报》、《文汇报》、《求是》杂志等媒体曾为我提供了平台，注入了动力。朱铁志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的编辑、“四方风杂文文丛”的推出，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与帮助，同时，使杂文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杂文选刊》作为专业杂文载体，刘成信先生也为杂文事业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些年来，该刊几次推出我的个人专辑，他们推出的《中国杂文》百家（本人忝列其一），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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