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进”考

安立志

一

1980年前后，历史学者王春瑜先生针对“文革”期间涌现出来的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现象与提法，钩沉索隐，追根溯源，创作了《“万岁”考》、《“语录”考》、《说皇帝》、《说宰相》等文史小品，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发挥过特殊作用。他的《牛屋杂俎》（成都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多篇此类作品。翻一下该书目录，似乎没有关于“劝进”的材料。笔者史学造诣不足，只就阅读所及，作一些粗疏的说明。

二

“劝进”一词在《辞源》有二义，即鼓励、促进；劝即帝位。在史书上，“劝进”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新莽时期：“几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二十四史全译·汉书》，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P2097。以下只注书名及页码）而南朝梁时的《劝进梁元帝表》（《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56年，P3113），这二者都符合《辞源》的第一义项。第二义项的“劝进”即劝进帝位，直到东汉三国时才出现。魏晋六朝时，篡位之君每假“禅让”、“受禅”之名夺取政权。当让国“诏书”下达后，又假模假式，故作逊谢，使下属再三劝进，从而构筑登基的台阶。曹丕代汉，司马炎代魏，被《三国演义》称为“依样画葫芦”。前者有侍中刘廙率群臣奉表劝进；后者有司空郑冲率群臣劝进。当然也有外族入侵﹑皇统中断，大臣上表宗室劝其即位以继承皇统者。晋愍帝为匈奴首领刘曜所杀，刘琨等联名劝进琅邪王司马睿即位，大抵属于这一类。

三

有了“劝进”的行径，就有了“劝进”的文本——“劝进表”。“劝进表”就是揣摩上意之人，给得势的统治者荣登大宝的劝进文书。劝进表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志在夺权的强人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并进而论证其争权夺利的必要性、正当性、现实性与紧迫性。笔者视野有限，翻阅史书，见到的“劝进表”正式文本，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末期的阮籍和东晋初年的刘琨的“劝进表”。这两个文本之所以著名，是因其均出之当时著名文人的手笔。劝进表如同强人跃居九五之尊的台阶与梯子。有了这劝进表，那些强人才会就阶上驴，借梯上房，理直气壮，名正言顺。

四

人们熟悉三国时孙权对曹操的劝进。曹操杀华佗之后，一日忽报东吴遣使上书。此时的曹操，虽然疾病缠身，仍然不失政治家的清醒，他取书拆看：“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不是要把老夫放到火炉上烤吗？此事见于该书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曹操不枉一世枭雄，他不肯跳到孙权预设的陷阱。

五

在《三国演义》这段叙述中，并没有出现“劝进”的字眼，这段故事可说是有“劝进”之实，而无“劝进”之词。不过，在《三国志》中却有“劝进”曹操的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帝封曹操魏公，曹操“前后三让”，荀攸、夏侯惇等文武官员“劝进曰”：“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P40）这说明，有关帝位的“劝进”，的确肇始于曹氏父子。不过曹操拒绝了帝位的“劝进”，接受了魏王，且以周文王的角色自许。

六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则实践了全本的“劝进”程序，最终在他手里终结了400多年的刘汉政权，成为魏国的开国皇帝——魏文帝。对于曹丕的劝进，《三国志》有很多记述。而“百度百科”上关于刘廙的劝进表，却十分可疑，其中许多文字与东晋刘琨的劝进表有重合之处，而后者则是正史原载的版本。刘廙等人的劝进，发生在汉延康元年（220），劝进表阐述的理由，不外乎曹丕代汉，是上应天意，顺应时势，比如，“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天意如何体现呢？许芝的论述是这样的：“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这两句应‘曹丕’二字）。……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这两句应‘许昌’二字）。……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此应“魏王”二字）”（《三国志》，P63-64）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话光怪陆离，荒诞离奇，充满迷信色彩，但在当年却是庄严郑重的。曹丕称帝的整个劝进过程，不过是强权与谀臣配合上演的双簧。当然，他的演技还是相当高明的，充分体现了领导人的“伟大谦虚”。他的篡汉，不仅因为群臣的反复劝进，而且因为汉献帝的反复禅让。从表面来看，曹丕是在汉献帝三次让贤、万般无奈地情况下才无奈接受帝位的。

七

三国群雄，有样学样。既然劝进曹丕而建立魏国，刘备、孙权也步其后尘。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由于马超（由于其在体制内职务较高，故排位在前）、诸葛亮等120余人的劝进，已经做了汉中王。当得知曹丕称帝的消息后，许靖、诸葛亮等800余人又劝进刘备称帝。这些劝进表，除了那个年代不得不尔的“称述符瑞，明征图谶”之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强调刘备继承刘汉政权的合法性。“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三国志》，P888）强调其一脉相承，强调其根正苗红，是其基本论据。于是刘备于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其实“建安”年号已于二十四年废止）正式即皇帝位。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刘备建国的国号名称为“汉”，刘备死后的谥号为汉昭烈帝。黄龙元年（229），孙、刘再度结盟，盟约中以吴、汉互称，就是明证（《三国志》，P1135）。至于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队居然打着“蜀”字旗，显然是错误的。

八

孙权是三国巨头中称帝最晚的一个。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三国志》，P1134）可见，孙权登上帝位也经历了劝进的程序。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刘备擅自继承汉祚，都未成为各方接受的统一政权。因此，孙权称帝并建立吴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九

有意思的是，魏之曹丕、汉之刘备、吴之孙权，虽然都经由劝进程序，而分别登基称帝，但在《三国志》中，都没有使用“劝进”一词。“劝进”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在魏晋南北朝的确频繁出现。比如，劝进南朝宋武帝刘裕：“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犹不许。”（《南史》，P23）再如，劝进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及慕容垂死，谦上书劝进。”（《北史》，P584）作为一种政治程序，直至唐代仍然发生过不止一次劝进事件。隋义宁二年（618）五月，萧造等人“奉皇帝玺绶于高祖（李渊）。……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旧唐书》，P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亡入川，裴冕劝进唐肃宗，“凡劝进五上，乃依。”（《旧唐书》，P2785）就是例证。

十

宋代诗人邓林《刘阮》诗云：“试看劝进表，何似酒德颂。”（《全宋诗》第6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42034）民国诗人柳亚子也诗称：“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P129）二人都提到阮籍的劝进表。阮籍的劝进表，正式名称是《为郑冲劝晋王笺》。曹魏景元四年（263）十月，“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司马昭接受“晋公”的封号。这篇劝进表，并非出之郑冲的手笔，而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作品。劝进表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司马昭的文治——“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司马昭的武功——“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威加南海,名慑三越”，“殊俗畏威,东夷献舞”。以下就是对司马昭的直接“马屁”了——“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士嘉祚巍巍如此”，“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尧舜）,明公盛勋超于桓文（齐桓公、晋文公）”，在此情况下，“受兹介福”，接受封赏，是当仁不让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朝服济江，扫除吴会（灭吴）；西塞江源，望祀岷山（灭蜀）”（《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P51-56），以实现统一大业。关于这封“劝进表”，还有一段轶事，“会帝（司马昭）让九赐，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晋书》，P1108）正因如此，邓林之所以扬刘贬阮，扬刘伶的《酒德颂》贬阮籍的《劝进表》，“阮步兵之笔”一旦与“司马昭之心”联系起来，如同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在魏晋那个特别注重清名与声誉的年代，总是有损令名的。

十一

刘琨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闻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就与此人有关。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赞赏他“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下，齐鲁书社，1982年，P370）而且对其撰写的“劝进表”青睐有加：“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同上书， P18）在晋愍帝刘邺被前赵（匈奴政权）首领刘曜杀害之后，西晋灭亡。晋建武元年（317）六月，刘琨等180人上表劝进司马睿（后即晋元帝）登基。这份劝进表如同阮籍的劝进表一样，是史书上不可多得的完整文本。其中，对司马睿的歌功颂德，是当然的主旋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猷，出自胸怀。”“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是其当皇帝的必然性，“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是其当皇帝的现实性，至于这180人能否代表“四海”与“群生”并不重要。“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P1144-1145）“群众基础”如此雄厚，司马睿如果不顺应民心，荣登大宝，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值得注意是其中的两句格言，其一为：“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其二为：“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前者是“多难兴邦”的滥觞，后者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嚆矢。

十二

劝进曹丕篡汉，劝进司马昭篡魏，劝进李渊篡隋，都是山河易主、江山换姓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改朝换代有不同方式，比如宫廷政变式、武力颠覆式、外国占领式、谀臣劝进式等。改朝换代虽有“改”“换”之名，但并非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有进步意义。作为一条历史规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十三

劝进登基，作为封建皇权传承的一种形式，随着满清王朝的终结，本来已经成为政治化石。谁也不曾想到，在已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土地上，也就是在整整100年前，皇位劝进的丑剧再度粉墨登场。不过，袁世凯称帝，与魏晋时也有不同，其借口不再是古代的上合天命，征应河图，而是“国情”与“民意”。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专门雇佣美国人古德诺与日本人有贺长雄为其制造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共和制度的舆论，又支持筹安会为其啸聚奔竞，组织形形色色的请愿团为其虚张声势，包括乞丐、妓女在内的请愿团，以人民团体的名义，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确保“官二代”的权益，最终成为太子或皇储，专门伪造了一张《顺天日报》，制造全民盼望皇帝的虚假民意。袁世凯死前骂这个“坑爹”的儿子“欺父误国”，并不算推卸罪责。袁世凯授意各省将军与巡按使上“推戴书”，文字竟出奇一致，其中都有如下45字：“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文海出版社，P10）在确定所谓“国民会议代表”时，筹安会代表团1915年9月27日指示各省，电文标题即为“各县代表事实上虽系指定，形式上仍需推举”（同上书，P4）。本系指定，却说“推举”；本系内定，却说选举，这种手法一直延续至今。

十四

袁世凯似乎有意模仿魏文帝，装腔作势，假装推辞，1915年12月11日下午，御用的“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第二次呈递长达2600余字的推戴书，再次劝进袁世凯称帝。这种“推戴书”其实是20世纪的“劝进表”，其内容无非盛赞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并以民意幌子，对袁世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处处为袁世凯劝进与辩解：“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P1005）借口民意，强奸民意，好象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人民群众的广泛意志。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为了顺应民意，只好当皇帝了。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复辟帝制既成事实以后，由其控制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2月21日电告各省，“此次国体问题文件除关于法律规定外，一律查明烧毁”。（《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P12）伪造民意，黑箱操作，做贼心虚，以致于斯！

十五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对袁世凯行径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千百万事，……”（《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三，P104）而“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同上书，P99）对于袁世凯假冒民意的行径，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抨击道：“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同上书，P100）

十六

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种倒行逆施遭到举国反对，以致众叛亲离，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于1916年3月12日宣布撤销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病不治而亡。袁世凯死后，从社会各界反映来看，如此劝进也极其不得人心。

原本是袁世凯部下的冯国璋送给袁世凯这样一副挽联：

劝进有书，劝退有书，葩经云：进退维谷；

造祸由己，造福由己，太上曰：祸福无门。

另有佚名人士戏挽袁世凯：

总统府，新华宫，生于是，死于是；

推戴书，劝进表，民意耶，帝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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