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就是宋太宗。小时看连环画，总认为宋太宗是昏君，正是他，庇护潘仁美，陷害杨家将。长大才知道，宋太宗地位比较尴尬，秦皇汉武他沾不上边，唐宗宋祖没他什么事。他只是北宋第二任皇帝，而非北宋“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为避皇兄之讳，赵匡乂更名为赵光义。他登基后，为免因避讳而“走光无义”，又改名赵炅。

赵光义其实是一位有作为的领导人。在他任内，并吴越、取漳泉、灭北汉，一统华夏。虽然北伐契丹、南征交趾（今越南）遭遇挫折，毕竟促进了国家统一。在内政上，他扩大科举取士，修纂大型类书，限制节度权力，确立文官政治，为赓续三百多年的宋祚奠定了基础。

当然，讨论中国的开国皇帝不能以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杰斐逊作参照系。在皇权体制下讨论赵光义的施政，如同发掘古墓，虽然于国无补，毕竟聊胜于无。

宋太宗赵光义与唐太宗李世民经历有些近似，登基之前，都曾经历金戈铁马。当上皇帝后，除了战事，更多的是国家治理。“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是两码事。赵光义不同于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然而，以“一人治天下”，智慧和经验毕竟有限，因此，开明的帝王就有了集思广益的必要。

有宋一代，官制沿袭唐制，比如拾遗、补阙，大抵源于武则天时期。赵光义认为，只是拾遗、补阙还不够，必须从职责上予以加强和充实。端拱元年（988）二月，赵光义即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宋史》，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P66）司谏与正言显然不同于拾遗、补阙，其职责是，对朝廷的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赋予其对中央决策公开批评和质疑的职责和权力。这已经超出了集思广益的范畴，体现了一定的批评监督的性质。不特如此，揆诸北宋，还有谏议大夫与谏院之设。如果说唐代魏征的直谏，主要以个人责任感为基础。那么，宋代一批著名谏官的崛起，则取决于制度的保证，从而对皇帝的“乾纲独断”实施一定的规劝与提醒。

为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当年三月，他又下达诏书，批评一些身负“职在箴规，任司献替”的监督官员“尚于宴安”、“多于拱默”，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因循而备员”，“尸旷以何堪”），要求这些监督官员就中央施政阙失提出意见和建议，举凡“政教之堙郁，典章之缺漏，国蠹民瘼，悉当上言，无有所隐。”（《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P650）应当指出的是，赵光义鼓励官员直言、敢言是有确定范围的，那就是“堙郁”的政教，“缺漏”的典章，甚至“国蠹民瘼”，并不包括论证其如何正确，阐述其如何伟大。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根本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

汉武时代，枚乘、东方朔之辈，都因谀文或美言（“徒以作赋”、“敢肆大言”）得到提拔，受到宠信。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无德文人，以论证朝廷英明正确为职业，以歌颂皇上伟大光荣为专长，目的只为邀宠献媚，干名采誉。针对这一问题，淳化五年（994），赵光义下诏，鼓励京朝、幕职、州县官员对“时政阙失，民间利害”直言极谏，禁止上述人员以“献诗赋、杂文”（这里的“杂文”，当然与鲁迅式的杂文无关）为名，报喜不报忧，对朝廷无原则的歌颂与吹捧。应当说，在这一问题上，赵光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欣赏前者——“难进易退者，贤达之令猷”；他鄙夷后者——“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全宋文》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P357）

赵光义的执政风格不仅载于正史，在当时一些文人撰写的野史或笔记中也有反映。南宋朱弁记下这样一件事。淳化年间，雍丘（今河南杞县）尉武隆越级上书，建言“乞裁宫人”。这个地方官大概认为，国家机关公勤人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赵光义对宰相谈起此事：“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这段话，一方面对基层官员敢于批评中央予以肯定，同时又指出，基层官员不了解上面的实情，国家机关只有200名公勤人员并不算多，因此他反映的问题并不属实。一个地方官，情况不明，妄议中央，该当何罪？宰相更认为，此事应“以妄言置法。”如此处理，赵光义并不同意，他指出：“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P182）赵光义还是十分看重身后名节的——如果我以言论治人以罪，后人会如何看我呢！据朱弁介绍，“宰执皆惭服”。不以言罪人，反映的只是赵光义个人的胸怀与气度，这与现代政治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相比，值得肯定之处仅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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