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啄木鸟逐出森林

安立志

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啄木鸟也是鸟，且有“森林医生”之称，在古代诗文中多有它的形象。有趣的是，古诗中的啄木鸟，多是拟人化的，比如，唐人陈标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终日与君除蠹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53）北宋魏野的“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岂同闲燕雀，唯解占雕梁。”（《钜鹿东观集》，清抄本，卷九）

唐宋诗人对啄木鸟的评价，大多是赞赏或叹息，是因为从啄木鸟身上看到了某种人生际遇。不过，真正将啄木鸟拟人化而且比附为政治人的则是北宋的梅尧臣。他曾创作了两首以啄木鸟为题的诗，一首名为《啄木》，只有四句：“中园啄尽蠹，未肯出林飞。不识黄金弹，双翎坠落晖。”（《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15）另一首较长，名为《彼吟》（同上书，P91）两首诗描写的都是啄木鸟式（即啄木鸟）的政治人物的坎坷命运。而这首长诗虽然在时序上晚于《啄木》，但其刻画更为生动，思想更为深刻，情感更为热烈。在他笔下，啄木鸟是一种令人同情与激愤的正面形象。为便于叙述，全诗照录：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 

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朽蝎招猛觜。

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

鹰鹯不博击，狐兔纵横起。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后世。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任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此公为政公正刚直，竟指斥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向皇上进献《百官图》，列举其用人弊端。范仲淹遭到了预料中的报复，被诬指“越级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翌年五月，范仲淹被贬出京，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群臣畏惧宰相的权势，送行者寥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P2784）而这个梅尧臣，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秉性正直的官员，虽然他身居下僚，却心系朝廷，《彼吟》一诗即反映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思考与不平。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首诗可谓指桑骂槐、妄议朝政的问题作品。梅尧臣将朝廷喻为外表光鲜、内质虚肿的“广庭木”，将直言进谏、为国除害的范仲淹喻为啄木鸟，把扰乱朝纲、徇私谋利的吕夷简比作蠹虫。他赞赏范仲淹出以公心的政治判断，认为他之所以“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是因为“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而朝廷这株“广庭木”并不同于松柏，虽然外表华美，其实臃肿空虚，已经孳生蠹虫。范仲淹这只啄木鸟正是深知这一弊端，才会致力于消灭这些蠹虫（“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圬蝎招猛觜”）。然而，“广庭木”的主人（这“主人”既是吕夷简，更指皇上）不能容忍范仲淹对其钟爱的“广庭木”的“抹黑”而勃然大怒（“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遭到贬黜的范仲淹使得“群鸟”幸灾乐祸（“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一些庸碌之辈弹冠相庆，他们认为范仲淹的结局正是天理报应（“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可怜的范仲淹，一心为国除害，反为国家不容（“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权力失去监督，权力必然肆虐，这正是“鹰鹯不博击，狐兔纵横起”的政治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广庭木”的朽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啄木鸟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诗人充分赋予其社会意义。今人有时借鉴啄木鸟“森林医生”的喻义，则将纪委（或纪检委）视为“制度医生”。的确，他们有共同特点，即为他们生存其中的环境消灭隐患与害虫。啄木鸟属于动物界，其行为只是自然本能。而纪委则是政治设计，应当体现人类的智慧。然而，这种设计并非没有漏洞，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一些纪委成员的腐败就是例子；比如怎样建立不受干预的独立机制，以避免啄木鸟遭到迫害的悲剧等等。在当今人类的政治行为中，所谓啄木鸟机制，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比喻，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真正建立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才是杜绝和消灭社会蛀虫的治本之道。而这要比借鉴自然界的啄木鸟到依靠机构式的啄木鸟，要可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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