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雾霾”

安立志

柴静拍雾霾，《穹顶之下》，影响很大。贾樟柯的《人在霾途》没看过，只看到他近日发的一条微博，“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也很恐怖。”

看了这条微博，我也很恐怖。不过，我恐怖的不是大妈大爷的冲动，而是他们对“咱们的雾霾”的维护。近年来，肆虐我国北方的雾霾，决非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气象战（孔庆东语），而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咱们的雾霾” 只是表明所有权，要害在于“他们在拍”这个动作。贾樟柯团队并非西方媒体，为什么要“快把摄像机扣下来”？一个国家雾霾肆虐，只能是民众的祸患，不可能是国民的福音。只是这“雾霾”一旦与“咱们”相联系，似乎就牵涉到国民的脸面与国家的声誉。于是“家丑不可外扬”就成了硬道理，这也正是他们断然制止拍摄的心理因素。

这些大妈大爷扮演了奇怪的角色，他们本是雾霾的受害者，却成了雾霾的捍卫者。置身毒雾尘霾之下，莫非真的“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鲁迅先生经常提到清朝的故事。清军入关后，“金钱鼠尾（满人发型），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汉人装束），实亡国之陋规”，明朝遗民一下子面临着“留发”还是“留头”的生死选择。抵抗、流血最终屈服，终于习惯了200多年的“猪尾巴”。清廷坍塌，清帝退位，一当革命军要求剪辫子，反而惶恐不已，似乎失去辫子便无颜面对祖宗。当初，北京市环保局对美国使馆发布PM2.5多有异议。虽然PM2.5只是检测雾霾的数值，但这个曾被视为舶来病毒的事物，怎么转眼间却成了“咱们的”？如果把“咱们的雾霾”也视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受害者维护加害者、受辱女爱上强奸犯）有点勉强，不过，这雾霾的确很像汉族人头上那条“猪尾巴”。

鲁迅先生曾针对某种国民性作过如下比喻：“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648）雾霾也是如此，大家知道雾霾有毒，因为是“咱们的雾霾”，也就与众不同，于是就成了“发展的产物”，成了“必经的阶段”，并特意指出外国也曾如此。

所有的坏事、丑事，如同浮肿一样，一旦成了“咱们的”，不仅不可外扬，而且成了好事、美事，成了“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即使属于家丑，也要捍卫家丑、维护家丑，不许外人置喙，也不许家人更革，从而形成了极力为家丑辩护的“集体无意识”。谁要对“咱们的雾霾”有异议，谁要说外国天空多么蓝、空气多么好，马上斥之为：“有本事你移民！”“谁让你不是外国种？”这应了鲁迅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全集》第一卷，P334）

“咱们的雾霾”也是雾霾，如同“咱们的癌症”也是癌症、“咱们的贪官”也是贪官一样，决不会因为这些祸害是“咱们的”，因而成为“好癌症”或“好贪官”。只有承认问题、认识危害，群策群力、努力治理，才能解决问题、消除危害。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浮肿仍然是浮肿，雾霾仍然是雾霾。不论是留在“咱们”国内，还是长在“咱们”身上，雾霾既在，心肺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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