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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修正主义

 

安立志

 

十年“文革”是“打倒一切”的年代,“打倒帝修反”就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打倒一切”的注脚,这句口号的全称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当彼之时,放眼世界,除了自诩的“世界革命中心”,全球似乎只剩下最后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在欧洲海边忽明忽灭。即使如此,我们仍在自豪地宣称“为什么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至于发动“文革”的动机,即使到今天,仍然有人将其归结为“反修防修”因而十二分正确。国外“反修”反的是苏联的修正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国内“防修”防的是中央的修正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苏联的“修”并不意味着仅仅反对其政策与路线,反的其实是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防中国的“修”也并不意味着刘少奇的路线政策不够左,防的是刘少奇会否效法赫鲁晓夫否定毛泽东自己。

 

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反修防修”、“斗私批修”有着权力斗争和政治操作的痕迹,并不否认修正主义原本是一种理论范畴,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范畴和体系,绝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所能概括。尽管修正主义起源于第二国际,但在当时中国奉为圭臬的反修武器,其实是列宁主义。修正主义既然是一种理论范畴、一种思想体系,这就意味着其中有着宠杂的结构和繁复的内容,不仅几句口号无法揭示和概括,一篇短文也不可能说清楚,好在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修正主义的实质。因此,本文只是围绕这个“实质”整理一些资料。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P7)被列宁作为“修正主义的实质”引用的这句话——“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原文是这样的:

 

“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P68)伯恩施坦这段话见于其1898年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列宁的批判已是10年后的事情了。这句话不仅被列宁认定为“修正主义的实质”,在以后的批判运动中,更是作为“修正主义的公式”。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从苏联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算起,至今已近100年,历史与实践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已经失败了,包括东欧、蒙古在内,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可谓土崩瓦解,败得很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已经60多年,“文革”末期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曾经清醒地指出,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十分漫长。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即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80式的“发达社会主义”,中国50式的“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宏伟蓝图,包括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集体农庄、人民公社这些具体形式,都是顶层设计,只能按图施工。在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体系中,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成了终极真理、绝对原则、理论顶峰,因此是一成不变、颠扑不破、不可侵犯、不可动摇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表面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与维护,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糟蹋与亵渎。这等于是将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供进神龛,使之成为僵死的、凝固的宗教教条,从而失去了指导作用。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们的社会实践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诠释、新的补充、新的发展、新的完善。与此同时,则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强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势地位,给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篡改和歪曲,都被说成丰富完善、与时俱进,都是“相结合”的产物;弱势者基于实践、基于新知、基于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补充与完善,都被说成篡改歪曲,都是诋毁攻击,都是别有用心,都是修正主义。而后者为了自我保护,自我辩白,为了抵御明枪暗箭的攻击,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拿出马克思主义作为防御武器。这种做法堪称一大发明,其知识产权无疑属于伯恩施坦。这种做法直到中国“文革”对立两派乱打“语录仗”才达到极致。

 

伯恩施坦略带嘲讽地说,“哦,这始终恰恰是最终目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级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60)这就是伯恩施坦搬出的防护盾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是这样说的。”他接着说,“我在写下关于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所想到的虽然不是这段话的全部观点,但却是它的基本思想。因为归根到底,这句话难道不正是说,运动即一系列的过程是一切,而任何事先详细确定的最终目的同它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吗?”(《伯恩施坦文选》,P318)《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1871年为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而撰写的,比伯恩施坦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早了27年。按照列宁的看法,是否可以认为马克思比伯恩施坦更早地体现了修正主义的“实质”。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属于卡尔·马克思个人,至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创造这个思想体系的“第二提琴手”。那么,恩格斯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可以这么说,恩格斯以比马克思更坦率、更直接地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8935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这就是文章标题——作者注),当记者问到“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他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628)恩格斯这段答记者问,也要比伯恩施坦的文章早5年。

 

伯恩施坦没有注意到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证据。1845年至1846年,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就有这样的阐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 87)这段话里涉及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和“运动”两个概念。原来我们通常理解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因而“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创始人所看重的其实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回头来看列宁提炼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我们说什么好呢?总不能说马、恩二位在奠定自己的理论之初,就孕育了修正主义的怪胎吧!

 

几十年的传统教育一再告诫我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时的权威们怎么就不肯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呢?马克思讲,“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些话比伯恩施坦所说的“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是不是体现了更多的否定远大理想的色彩?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这些话较之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就是列宁再世也很难在“实质”上找出与他定义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差别。

 

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到恩格斯的答记者问,一个比伯恩施坦的言论早了27年,一个比伯恩施坦的文章早了5年,如果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也算上,至少要比伯恩施坦的论述早了半个世纪。伯恩施坦这个被列宁坐实了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对于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是否存在某种传承关系?从伯恩施坦明确引用《法兰西内战》的观点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能否说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再到伯恩施坦,存在着一种相当持久、前后连贯的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按照列宁的定义,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修正主义”一词,其实并不辱没伯恩施坦这个鼻祖。伯恩施坦也是最早从贬义上被人强加上“修正主义”称号的。“修正”一词原本并无贬义,更无歪曲、篡改之义,其涵义更近于改正、纠偏和校对,应用于理论与学术,的确带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味,而这几句话的关键词正是“发展”二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正主义”也就是“发展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任何发展的形式都是否定。”这个思想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是对修正主义的哲学概括。60年代初期,以“九评”为标志,中共认定苏共的意识形态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并以此在本国和本党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其实,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终极真理”,更不接受“顶峰论”。奉行与默认这种理念的通常是专制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不认为自己创立的学说终结了真理发展的道路。伯恩施坦举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激烈地反对关于确定不变的真理的思想(例如《反杜林论》),但是这些批评家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十分次要的部分甚至也看成至高至圣的教条,触动了这些教条就不可能不震动整个体系。”(《伯恩施坦文选》,P125)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多处,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在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49)恩格斯在其逝世前5个月撰写的重要文献——《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被学术界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他在文章中回顾其学术的创立过程时坦率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510)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客观实际的变化,十分重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十分地承认自己思想的缺陷与失误,并及时作出补充与修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施坦才会这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文选》,P119)伯恩施坦这些话,并不仅仅旨在寻找救命稻草,这实际上也是对修正主义的正本清源。他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同上书,P120

 

改革开放是一个对传统观念、传统体制革故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即受困于原有意识形态和传统体制的束缚。“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突破,都体现了对于已经过时的金科玉律的修正和突破。邓小平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1)邓小平最后一句话表明的不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补充、丰富、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吗?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时,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200172日《人民日报》)要跳出“某些个别论断”的桎梏,要摆脱“具体行动纲领”的羁绊,就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创新的问题。

 

伯恩施坦曾经这样表白:“我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我坚决地相信社会主义运动,相信工人阶级的向前迈进,他们一定会通过把社会从商人地主寡头政治的统治领域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它的一切工作部门都是受工作和创造的人们的利益指引的)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伯恩施坦文选》,P137)自1898年以来近12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伯恩施坦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今世界上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是社会党国际,这个组织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或称社会民主主义),奉行的理论基本上是伯恩施坦当年创立的修正主义(当然后来也有许多修正)。截至20042月,这个组织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360图书馆),这些国家大都走向和平、民主、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全部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暴力、专政、反民主、反人道的专制道路,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戈莫洛夫198910月初在接受原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经呼吁:“我想,该是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的时候了,我们曾经痛斥了他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正是向前运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提高居民的技术水平方面,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和其他需要方面,在获得更大自由、实现公民权利、人权方面……都在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运动,因为这是社会进步,按照我们的理论,一切进步应当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1989103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苏联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中国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朝鲜批判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教条2.0批判教条1.0,落后100步批判落后50步,顶级独裁批判次级独裁。批判者往往比批判者更教条、更落后、更独裁,而被批判的修正主义则多多少少体现了某种改革与进步。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证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苏联终于土崩瓦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国被迫改革开放,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朝鲜仍然封建世袭。闹剧仍未结束!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在21世纪保持其生命力,必须根据时代潮流补充、修正、发展、创新,不膜拜真理,不迷信权威,尊重实践,独立思考,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是诋毁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硬要把发展说成修正,那么,正是修正主义在客观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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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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