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

从网上看到一本旧书——《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1879-1895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此书并非出于国人之手，而是根据赫尔姆特·希尔施（不知国籍）所编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集》荷兰阿森1970年的版本译出的，译校者为梁家珍、唐松阳、吴麟绶、袁成。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通信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1895年8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的亲密战友。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年1月—1932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的“定位”，源于1979年的《辞海》。这是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我国政治界与理论界对于上述二人的权威评价。

非常不可思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导师，一个是修正主义鼻祖，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可说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国际共运史上，竟然有着长达16年的密切的通信往来和私人关系。是作为无产阶级导师的恩格斯缺乏识人之明没有察觉到睡在他身边的这个“赫鲁晓夫”的前辈，还是作为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施坦具有过人的迷惑性骗过了恩格斯，抑或伯恩施坦原本就是一个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国际共运史的事实是，恩格斯把伯恩施坦当作朋友与学生，列宁则把马克思主义认可的伯恩施坦视为敌人与叛徒，于是产生了一个悖论——伯恩施坦竟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列宁反倒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无论是伯恩施坦的导师恩格斯，还是伯恩施坦的死敌列宁，都已作古百年。且不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思想是否正确，且不说伯恩施坦与恩格斯理论思想的传承关系，且不说“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列宁缔造的苏联模式的轰然倒塌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版图正在欧洲和世界不断扩张且欣欣向荣，即使从这些通信中也会产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结论的别样思考。实际上，百年来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与存亡兴废已经提供了基本的答案。

这本书信集收录了伯恩施坦与恩格斯从1879年到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174封往来信件。这些信件对于了解伯恩施坦与恩格斯的关系，了解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考察伯恩施坦对恩格斯的称呼，首先要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当时的恩格斯已经是国际共运的理论权威与著名人物，而且是一位比伯恩施坦大30岁的长者；伯恩施坦则是一个刚刚摸到社会主义门径的年轻知识分子。这样两个人建立通信联系，分析一下彼此之间的称呼，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密度，他们的情感厚度，他们的信任程度，他们的友谊深度，也是一个别具兴味的事情。

1879年6月13日，未及而立的伯恩施坦第一次写信给已近花甲的恩格斯。他对恩格斯的称呼是“尊敬的同志”。当时伯恩施坦是《社会科学年鉴》的编辑。因为杂志要刊登“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报道”，他在信中请恩格斯为他推荐一位适当的作者。他对报道的内容、文字、篇幅、稿酬、署名均作了详细说明。最后落款是“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受委托人 爱德华·伯恩施坦”。而恩格斯在回复他的第二封信时（第一封信系草稿，无称呼），对他的称呼也是“尊敬的同志”。这大概是政治追求大体一致的两个人初识时的基本礼节。

1880年12月，伯恩施坦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到伦敦，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之父。”伯恩施坦一行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热情款待。恩格斯陪同他们游览了伦敦市区；马克思则邀请他们在自己家中渡过一个星期日，并见到了马克思的夫人、女儿及外孙女。他们在伦敦的八天里，通过相互交换意见，伯恩施坦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信任。（倍倍尔《我的一生》（三），三联书店，1965年，P134）

大概因为已经见面的关系，1880年12月31日，伯恩施坦致信恩格斯，虽然开头仍然是“尊敬的同志”，但已主动以恩格斯的晚辈自居，他写道：“在这封信结束之前，我必须再一次对您给我的友好接待深表感谢。……我将不揣冒昧，为伦敦大叔的健康长寿而干杯，——我要开怀痛饮，只有此举才能使您长命百岁。而现在谨祝新年快乐！”恩格斯在翌年2月2日的回信中，对伯恩施坦的称呼也变成了“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落款则为“您的弗·恩·”。

1881年初，由于德国俾斯麦当局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只好在瑞士苏黎士创刊。2月6日，伯恩施坦担任该报编辑不久，即给“最尊敬的同志”恩格斯写信，“您在这方面的指导，对我们来说，是办好报纸的唯一准绳。”“我想请求您，对编辑部工作方面的问题，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的话，哪怕是任何一点不满，也要给我们指出。”3月12日，恩格斯复信伯恩施坦，“报纸总的说办得很不错。个别的几号很好。”“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1881年4月3日，伯恩施坦对恩格斯的称呼已经变成“亲爱的恩格斯先生”了。4月14日，伯恩施坦声明辞去报社职务，恩格斯给他写信：“您关于想要离开报纸的声明，使我们（当然是包括马克思的）感到惊讶和很不愉快。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将非常高兴。”“总之，不要刚遇到些困难就屈服，不要灰心丧气，要像以前一样安心编辑报纸。”7月23日，伯恩施坦复信恩格斯，“由于您友好的鼓励，我留在这个岗位上了，而且将留到有人代替我。”这一留就是永远，直到该报停刊。8月17日，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表扬了他的文章和观点，鼓励他说，“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成长的如此之快，而且又如此适合这一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这个工作。”

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有一个时期，他们就围绕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书信往来，看法分歧，恩格斯支持盖得派，批评马隆派。正是在这一阶段，恩格斯转述了马克思对拉法格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82年11月3日）

在这些信件中，恩格斯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比如，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1883年2月10日）比如，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对交易所的仇恨与蔑视，他以自身经历阐述道，“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1883年3月1日）比如，针对伯恩施坦对于电气革命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他明确指出，“蒸汽机教我们把热能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运用。……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遥远的水利的利用成为可能，……”（同上）

在这个阶段，恩格斯给予伯恩施坦以极大的信任，不仅马克思、恩格斯许多重要文章通过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而且恩格斯经常向他通报马克思在伦敦、威特岛、阿尔及尔的休养情况。伯恩施坦不仅及时给马克思、恩格斯提供必要的资料与报刊（如马克思需要的瑞士工厂法等），甚至向恩格斯提出建议，由他的朋友、银行家赫希伯格为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提供帮助（1882年1月12日）。

1883年2月末，恩格斯对伯恩施坦说，“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第一，我讨厌任何称号，既然在所有值得重视的德国报刊中，如果不是攻击，都不加称号，只是称呼名字，那么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除非指明‘同志’是要确实告诉读者，此人是党员。”这与一些“官本位”色彩严重、热衷于称呼官衔的政党经常呼吁党内互称“同志”很不一样。其实，恩格斯不让称呼他“同志”其涵义更为深刻，“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狭义的‘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党，……”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从来不强调什么国别特色的。

1883年3月14日，恩格斯致信“亲爱的伯恩施坦”，称呼去掉了“先生”二字，通报了马克思当天去世的噩耗：“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停止了思想，……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失。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次日，伯恩施坦即复信说，“我谨以此信向您紧紧握手——您尤为遭受不幸。您无疑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为深切地了解，我们由于马克思的逝世失去了什么。您会三倍两倍地感受到，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过早逝世使我们的事业所蒙受的损失。”马克思逝世后，伯恩施坦向恩格斯提出许多建议，以各种方式纪念马克思。比如，组织悼念马克思的专题文章，印制马克思的画像、组织各国社会主义报刊出版纪念专刊，并自行筹资建立马克思纪念碑等等。恩格斯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生前著作手稿的繁重任务，这些著作与文章有许多是在伯恩施坦的协助下通过苏黎士出版社和印刷所完成的。

1883年4月28日，恩格斯在信里再次提出，“我想我们可以不用‘先生’这个陈腐的称呼吧。”他在信中批评伯恩施坦没有到伦敦来，恩格斯有许多事情要与他交流并作出安排，“您回去时（伯恩施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作者注）没有取道伦敦，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原以为您一定会这样做。也许，您会在夏天到这里来，那我们可以到海里去游泳。在我这里永远有您下榻的地方。”要知道，这是一个63岁的老人在邀请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下海游泳。

1883年5月31日，伯恩施坦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您欣然同意不再以‘先生’相称，我怀着感激之心也就这样称呼您了。”在这封信里，伯恩施坦向恩格斯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系该党机关报——作者注）的控制说：“这些先生现在真够聪明，他们并不排除一种‘实事求是’的批评，但他们的所谓的‘实事求是’并非不以个人意气用事，而且也完全是无的放矢。在具体问题上，那个‘帮派’简直是体现了人类智慧的总和。”最后一句显然是不太厚道的讽刺。他批评的“帮派”是谁呢？就是他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他指出，“主持一份目前唯一公开按社会主义观点写作的报纸，而对同我们党的运动关系重大的事件不允许开展批评，实在使我无法忍受。我认为应当谴责的事却要去表扬，这我现在办不到，将来也办不到。”看来这类政党的这类传统也很久远。

因为伯恩施坦在1883年6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近期有可能去巴黎，以探望狱中的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作者注）。6月22日，恩格斯在回信时说，“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路上来回的花费，要比您这段时间呆在巴黎的花费省一些。这里的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1883年8月30日，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请您相信，只要有顺便去伦敦的外出机会，我无论如何不会放过的。有些事情我也需要当面向您请教，省得您再做书面解释。譬如一段时间以来，《共产党宣言》前言中关于《法兰西内战》和阐述共产主义纲领的章节很使我头疼。我担心有些地方我会误解。”

1884年3月5日，伯恩施坦第一次使用“亲爱的将军”称呼恩格斯。“将军”是恩格斯的绰号。恩格斯因博学多才，被马克思称为“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他不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艺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军事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每隔一两天就为英文报纸《派尔—麦尔新闻》写一篇《战争短评》，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写了50多篇。他的短评使当时全伦敦为之轰动，一时间恩格斯成了“伦敦头号军事权威”，从而在朋友中博得了“将军”的美称。不但伯恩施坦称恩格斯为“将军”，1888年8月9日，恩格斯在赴美国旅游的“柏林号”客轮上给伯恩施坦写信，也自称“你的老将军”。

1885年6月22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上司、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说：“爱德（伯恩施坦——作者注）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这在今天真是少有的现象。在甚至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都普遍具有夸大狂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个优点。……他们二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作者注）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P335）恩格斯认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真珠子”，而列宁却把他们二人视为修正主义的头子、无产阶级的叛徒，何啻天壤之别！

1888年4月，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瑞士政府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驱逐出境。伯恩施坦于5月12日到达伦敦，报纸也于9月迁到伦敦继续出版。伯恩施坦在伦敦居留期间，与恩格斯及马克思的家人来往十分频繁。此后，无论伯恩施坦居住在柏林、苏黎士还是伦敦，他与恩格斯一直维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伯恩施坦有时因为实在太忙（他曾一度担任《前进报》驻伦敦记者与《新时代》常任撰稿人——作者注），其中有几次是由他的太太雷吉娜·伯恩施坦直接给恩格斯写信。

1890年8月30日，伯恩施坦写信告诉恩格斯，“《社会民主党人报》眼看就要停刊了，……但我们认为，有一个人应该在终刊号上说两句话，这个人就是你。允许我们请你写一篇文章吗？我想你不会让我们的请求落空吧。如果没有你的一篇文章，如果不由你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喉舌再给德国工人讲一次话，那么这一号报就显得不完善；……”对于伯恩施坦的请求，恩格斯没有推脱，他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高度评价这张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对报纸的高度评价，当然也是对作为编辑的伯恩施坦的高度肯定。恩格斯特别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直到“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90）恩格斯在告别信中甚至将伯恩施坦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与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相提并论。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此前一周（7月29日），恩格斯指定了三位遗嘱执行人，除了林肯法学协会的律师赛米尔·穆尔之外，其余两位就是伯恩施坦与路易莎·考茨基，而后者则是考茨基已经离婚的第一任妻子。恩格斯在遗嘱中指出：“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手稿（上面指出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手稿除外）和全部信件（卡尔·马克思的上述私人信件除外），我遗赠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不知恩格斯是无心还是有意，他所指定的三位遗嘱执行人的其中两位，在以后的岁月里，在苏联和中国，伯恩施坦被视为修正主义鼻祖，路易莎则与另一个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