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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其实并不重要

 

安立志

 

我国的教育方式,有死记硬背的传统。在旧时代,背“三字经”,背“弟子规”;在“文革”中,背“语录”,背“老三篇”,要求“铭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几年又有一些地方要求人们死记硬背,不过,这次背诵的却是核心价值观。顷见一则报道,10月下旬,安徽省文明委对淮北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模拟测评,因为该市黎苑小学三名学生背不出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决定对校长赵志舟全市通报批评。(2015115日新民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价值观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世事沧桑,百年巨变,价值观也不会一成不变。“文革”结束,改革伊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重建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3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政治上也已开始依法治国。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或曰经济多元必然价值多元,或曰社会转型必然泥沙俱下,或曰国门大开必然飞进蚊蝇。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里,这些年,人们普遍感到信仰缺失、文化庸俗、道德沦落,整个社会充斥着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铜臭之气,颇有“人心不古,世风浇漓”之感。当此之际,重新构建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体系,当然十分必要。从2006年提出四句话的核心价值体系,到2012年公布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这个过程经历了6年;从一些媒体猛烈批判普世价值,到习总书记在美国提出共同价值,这其中也是曲折坎坷。从根本上说,价值观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凝结与结晶,它的形成反映了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积淀。官方的提倡与推行是重要的,然而,民间的凝聚与共识更是不可替代。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些地方官员的强制背诵,其效果并不值得期待。

 

众所周知,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分层次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在我国,一些官员存在着居高临下的惯性,无论刚性的法律,还是柔性的道德,似乎都是为了治百姓,甚至“反腐倡廉”也要从百姓做起。一些地方要求小学生背诵核心价值观,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在一些官员眼里,核心价值观也要从百姓、从学生抓起。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公民的要求,也是且更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人们难以想象,一个普通百姓如何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一个小学生如何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在我们这个一向“以国为尊”、“以吏为师”的国家里,如果国家始终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如果社会(主要是官员)始终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那么,公民个人遵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也就自然会体现出雁阵效应。当然,广大民众了解核心价值观自有其必要性,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一些地方,无视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层次,政府和官员放弃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把形成核心价值观单纯作为百姓的义务,要求百姓背诵如流,烂熟于心,显然是不着边际的。

 

由于经济成份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这不仅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所说明,也是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国家提出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代表着国家对于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的提倡与推行,另一方面,也说明客观上存在着非核心、非主流的价值观。客观说来,人们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民主问题,就存在着“西式民主”与“中式民主”的分歧;比如法治问题,也存在着“刀制”(法制)与“水治”(法治)的差异。由于价值观形成于人们的精神、心灵与情感领域,它的形成,有赖于较长过程的引导与培育,这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更不是国家法律,简单地采取硬性的、强制的方式去灌输,即使人们对24个字出口成诵,倒背如流,也并不说明核心价值观已经形成,甚至适得其反,功半事倍。由此可见,传播和形成核心价值观,背诵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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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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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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