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建国冲动

安立志

八年前，参加山东省委党校培训，内容之一就是到韶山的朝圣之旅。参观期间，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购得一本《毛泽东早期文稿》，厚厚的一本，全书739页，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印，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内部发行”，却在“毛泽东图书馆”公开发售，定价12元。前几年，曾就书中一些资料与论点写过几篇短文。近日无事，随手翻翻，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毛泽东早期文稿》分为正编与副编两部分。该书“出版说明”称，“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稿，以及虽未署名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著作，均编入正编。”为此，本文所有关于该书的引文，只采正编，以免引起争议与纠纷。这篇文章只就毛泽东1920年当年的文章作一些梳理。毛泽东写于1920年的文稿共41篇，其中14篇通信，27篇文稿，而后者多数为毛泽东在当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

翻阅这些当年的文稿，最直接的感受是，当时的毛泽东热血沸腾，意气风发，不仅关心时事，而且勇于行动。如何形容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情怀与志向，五年后他本人填写的一阕《沁园春·长沙》可以看出其心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考察这些文稿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参加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基本脉络。1920年，毛泽东参加与推动了驱张（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废督运动，并倡导湖南自治、发起文化书社、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等等。应当注意的是，他在这些文稿中的主导思想，却是主张自治、坚持建国，反对统一。反映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主要有这样一些文章——《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造成“湖南们罗主义”》、《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为湖南自治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反对统一》等。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等报纸。在一些标题中没有自治字样的文章包括1920年的一些私人通信也涉及这一主题。下面的文字，只是毛泽东文稿的原文摘录，笔者未加任何评述。

一、关于湖南自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P487）“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今译“门罗”）主义者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三千万人，则等于明治改革时日本之人口也。地理则较之瑞士而强也，多而无当，大而无当，……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终未能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P490）“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P526）“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哪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P522）“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P523）

二、关于中国统一。“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P530）“在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P531）“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成二十七国。”（P504）毛泽东在致向警予的信中说道：“弟（毛泽东自称）和荫柏（彭璜）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之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P548）“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P532）“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P533）

三、关于湖南建国。“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没有办法。”（P505）“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指蒙古、西藏两地方），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P508）“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创。湖南人啊——我们应该一齐努力！”（P515）他在致罗璈阶（罗章龙）的信中说：“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P554）

看了这些文字，当时就曾受到莫大的震撼。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只有27岁的青年毛泽东，何以会产生如此激荡风云的思想，何以会产生如此裹挟雷电的文字？当时的中国大地，何以放任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结社，何以容忍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办报，何以允许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写作？当时的报纸是谁家喉舌，敢于刊登如此激进反叛的言论与主张？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多年来即使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这些文章也未受到重视。不能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尚未成熟。要知道，在发表这些文章的第二年，毛泽东就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参加了中共建党。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在“文革”结束后，已被中央所否定。但在中共党史上，从来不曾提出或否定过毛泽东的早期思想。27岁时的毛泽东的言论与文章，不能因其年轻而一概抹煞与不予认可。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的全部作品，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6岁和24岁之前的著作，其中不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这样的经典著作，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则是马克思24岁时的著作，甚至在撰写世界共运史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也只有29岁，恩格斯则与毛泽东同龄。因此，年龄从来不能作为思想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早期文稿》资料截至1920年11月，而《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文章则为1925年12月（同样是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68年在“文革”中印刷的《毛泽东选集》，则注为1926年3月）。毛泽东在这中间长达五年的社会活动情况，手头缺乏资料，但至少可以断言，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1931年11月，中共才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才担任了这个国家的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覆盖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的一部分，还包括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小块根据地。当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非湖南自治的必然结果，而是苏共扩张势力、中共“里通外国”的结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中华民国版图上建立的国中之国。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苏共则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境外敌对势力”。无论如何，“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中共建立的政权以此为名，是与中共与俄共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紧密相连的。且不说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实质是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下组建的，并从“二大”以来，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活动，而且“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用了相当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召集到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指中共六大）。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P35）这也正是中共建政之初为什么对苏联言听计从、实行“一边倒”政策，为什么中共对苏共垮台总是难掩兔死狗烹、物伤其类的感情的根本原因。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历史学家沈志华指出：“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同上书，P3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有一个完全苏联化的国号——苏维埃，而且有首都（江西瑞金县，改称“瑞京”）、国旗、宪法等等。这个“国家”在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中共称“第五次反围剿”）下失败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6月，才正式废止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改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其所统辖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从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