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小说，作者是俄国的尤金·扎米亚金。

20世纪有三部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从出版时间算起，《我们》（1924年）应是开先河者。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美世界》（1932年）、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其创作灵感都有《我们》的痕迹。

扎米亚金原本是造船工程师，却因爱好写作而出名。他一生经历了沙皇与俄共两个时期。这位以讽刺文学见长的作家，当《我们》在国外出版的消息传到国内，无法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1931年6月，被迫上书斯大林请求出国，其理由是，“失去写作的权利，不啻于被判处死刑”。经高尔基斡旋，扎米亚金的愿望得以实现。移民法国后，政治控制是消除了，创作源泉却丧失了，1937年客死巴黎。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非针对俄共政权。该书创作于1920年，适值俄共建政之初。其在国外出版时，列宁刚刚逝世不久。从时间推断，此时俄共的体制弊端尚未充分暴露，书中的情节与思想完全属于作者自己的理性思考与文学塑造，并不具有影射俄共政权的性质。

据《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介绍，《我们》描写的是26世纪的联众国。这个国家以一道绿墙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桃花源，但又比桃花源充满现代气息。在“没有幸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幸福”的单项选择中，这个国家选择的是后者，即奉行“没有自由的幸福”原则。作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电视监控系统，小说中的人物全部生活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随时受到“安全卫士”（秘密警察）的监视。这些玻璃房子具有透明的四壁，宛如由空气编织而成。“每个人都生活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无时不刻沐浴在光线中。我们彼此之间赤诚相见，毫无遮掩可言。”人们自嘲说：“我的家是我的堡垒！”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我的家是我的监狱！”

这个国家的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号码。D-503是男主人公，I-330是女主人公。书中的人物还有胖女人O-90，诗人S-4711，黑人R-13等等。号码们都要严格按照时间表作息，同时起床，同时工作，同时进食，同时睡眠，同时醒来。号码们统一着蓝色制服，胸前统一佩戴号码。即使行进在大街上，也要四人一排，步伐整齐。在联众国里，号码们连思维也一模一样，“这是因为已经没有哪个人是个体，我们都是整体中的一员的缘故。”号码们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有在“私人小时”，才被允许拉下窗帘。号码们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根据联众国《性法》，只有经过批准，只有在性日，一个号码才能与异性号码进行交媾。即使如此，也必须事先到实验室测试荷尔蒙，并领取粉红色的票据。

联众国最高的、唯一的领袖是无所不能者，从其名字可知，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了。在一些国家，最高领袖被称为“红太阳”或“金太阳”，但在D-503眼里，最高领袖却是一个“睿智的白蜘蛛”。他这样描述他对无所不能者的无限深情，“是他，从天而降，……成百万颗心一齐向他扑去。……从高空俯瞰一切：一圈圈同心圆形状的座位，上面点缀着蓝色制服（指号码们）组成的一条条长线——宛如一个点缀着无数微型太阳的（闪闪发亮的证章）的大蜘蛛网。圈子中央是睿智的白色蜘蛛的位置……无所不能者身着白衣，睿智地将我们的手脚束缚在有益的幸福之网中”。号码们对无所不能者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联众国的天空响彻着《向无所不能者的每日颂歌》。

无所不能者对于国家的治理，有两项法宝，一是死刑机（无所不能者只要按下电钮，进入死刑机的号码们，就会变成一缕青烟），一是气钟罩（号码们进入其中，气体被慢慢抽出，号码们结束生命的过程十分安详）。在联众国，“国家（人道主义）禁止对个人谋杀，但它并不禁止对成百万人进行缓慢、逐步的谋杀。”号码们对于无所不能者永远“没有疑虑”，因为他“永无错误”。无所不能者的意志如同乘法表一样，“只存在一个真理，通往它的道路也只有一条，这真理就是四；这道路就是二乘二。”

单个的号码——“我”，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号码的集合——“我们”。在联众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我”与“我们”的关系。在“我”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天平：“一边摆的是一克，另一边摆的却是一吨；一边是‘我’，另一边是‘我们’，即‘联众国’。……在国家面前，要说我有任何‘权利’，这简直就像在断言一克在天平上可以与一吨抗衡！合乎情理的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权利’由吨享用，‘义务’让‘克’承担。想要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伟大，最自然而然的办法就是忘记一人是一克，而是要牢记一个人只是一吨的100万分之一！”

正因如此，联众国的“积分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时，发射台上的12个“号码”在喷射管的火焰中，“只剩下一点残屑和焦灰”，然而，这“丝毫不曾影响我们的工作节奏”，“区区12个‘号码’连联众国人口的10亿分之一都不到。实事求是地讲，这不过是个第三级的‘无限小’罢了。”虽然我们是“一个有着百万头颅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分子、原子和细胞一样，心中涌动着谦逊的欢乐。……（号码）们知道‘羊群的教会’的伟大意义。他们知道顺从是美德，骄傲是邪恶；‘我们’源自上帝，‘我’源自魔鬼。”

联众国最重大的节日是“一致日”。一致日就是无所不能者的年度选举日。无所不能者已经连续47年全票当选。“明天，我们会再次将我们坚固无比的幸福堡垒的钥匙交给无所不能者。”D-503为联众国井井有条的选举组织工作感到自豪——“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都不可能发生”；号码们最自豪的是能够提前知道选举结果——“选举本身具有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选举过程并非想像的那样顺利，在听到“反对的请举手”后，按惯例，“所有人都将一动不动地坐着，在这个众号码之王提供的有益枷锁下快乐地低垂着脑袋。”这次不同了，竟然有成千上万只号码举起了反对的手臂。接下来的情节是可以想像的，“安全卫士慌张的身影狼奔豕突”，无数个号码惊恐地骚动。然而，次日的《联众国报》却报道，“大家翘首以待多时的一致日庆祝活动于昨天举行。曾无数次证明他的无上智慧不可动摇的无所不能者获得一致通过，连续第48次全票当选。”

那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因在“一致日”里表达了“不一致”，而成为“幸福的敌人”，他们的选票全部作废（原本就没有选票，只是白白举起了手臂），同时不再承认他们作为联众国的基石。在全部得票中，扣除全部的“非赞成票”，无所不能者再度全票当选。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这些反对者如同“闯进音乐厅的病人的几声咳嗽”，自然不能被“视为一场伟大交响乐的一部分……”

联众国并非处处阳光灿烂，澄彻透明，在严密控制的罅隙里，也会孳生细菌，出现“魔非”（魔非斯特，魔鬼）。D-503就成了这样的细菌，他作为 “积分号”宇宙飞船的制造者，本来是联众国的优秀公民，由于他体内残存的人性与本能，他不仅与I-330频繁幽会，还使O-90怀上了身孕。他不知道，I-330是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从而成为其“和平演变”的牺牲品。已经上了贼船的他坦诚，“我再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有条不紊地吞噬着细菌……的啮菌细胞；显然，我自己也是一个细菌。”

他们密谋策划的驾驶“积分号”宇宙飞船冲出绿墙的叛逃计划败露之后，他被认定“有病了”，他患的是“幻想症”。联众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并提出建议，“幻想源自一个中心——一团可怕的神经结，它位于大脑的前突部位。用 X光对这团神经结进行三步治疗，你们的幻想症就可以治愈！”

D-503观察了一些作过手术的号码们，治疗效果比洗脑更胜一筹，“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他们高举一面白色旗帜，上面绣着一轮金太阳，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已经作了手术！你们所有人，快跟着来吧！”只是，这些字如果译成中文，不知应当如何翻译。

然而，是否进行脑部手术，并不取决于号码们的自愿。《联众国报》的大字标题警示：“明天，一切工作都必须停止，所有号码都必须作手术。不作手术的人将被送上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安全卫士把D-503捆在桌子上，进行了伟大的手术。奇迹出现了，第二天，当他出现在无所不能者面前时，所有的人性完全消失，如同一个被无所不能者遥控的电动玩具，不仅坦白了他们的叛逃经历，并为成为“幸福的敌人”悔恨不已。即使如此，D-503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以前我始终难以做到这一点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病了——灵魂病。”然而，I-330——那位远比D-503坚强的号码及其同伙，她（他）们全部被投入了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