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应先爱人

安立志

阅兵盛典前夕，台湾女星范玮琪因网晒亲子照片，遭到网友责骂，指其不爱国。（2015年9月5日中国青年网）

本田雅阁与电动车驾驶员发生口角，围观者竟高喊：“你猖狂啥?开辆日本车就以为是日本人啦？打倒小日本!”（2015年9月7日央广网）

两件事不大，都涉及爱国。举行阅兵盛典，民众是否只有服从国事的义务而无享受亲情的权利?年轻母亲展示双胞胎幼子的照片，怎么就成了“不爱国”？拥有一辆日本商标的汽车，不论日本原装，还是中国制造（后者居多），怎么就成了日本人，必欲“打倒”才能出气？

国家是什么？早年的毛泽东认为：“‘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内部版，P526）而人民又是三要素之最，没有人民，土地无以开发；没有人民，政府无以构建。这几乎是古今中外的共识。潘恩指出，“人必然先于政府而存在。”（《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P146）梁启超认为，“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饮冰室文集》之十，《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由此可见，即使从历史渊源上，人民也是先于国家而存在。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指出，一切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正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才建立了政府。“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9）由此可见，保障人民的权利是政府的职责，而维护政府的权力并非人民的义务。卢梭有一句名言很精辟：“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P81）从中外先哲的观点看，爱人重于爱国，至少在次序上，爱人先于爱国。

政府并不等于国家，爱国家并不等于爱政府。如启发民众的爱国心，须从政府做起。如何消除官员贪墨，如何消除法治腐败，如何消除贫富悬殊，如何消除权力暴政……至少不能过分地无视民瘼、罔顾民怨，至少不应一味地挥霍民脂、糜费民膏。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政府如何爱人。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国家都会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人民都会真心热爱国家。陈独秀曾指出：“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独秀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33年，P650）这是我党创始人的庄严主张！

梁启超对现代国家的描述并未过时：“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饮冰室文集》之三，《爱国论》）爱人首先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即《独立宣言》所界定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把人权限于生存权，岂不等于将人当作动物来饲养。民主政治是当今时代的世界潮流，人民是国家主权的载体，人民是当家作主的公民。从另一意义来理解，只提民众的生存权，无疑是将国家奉到“救星”的神龛，而将人民视为待救的草民，既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否定，也是对人民权利的剥夺。只有保障民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选择，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是人民主权的正确诠释。

爱国要求于个人的首先要爱人，既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尊严与权益，又要尊重和维护他人的合法要求与权益。美国思想家安·兰德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把未经选择的义务、没有回报的责任或非自愿的服务，强加给他人。”（《自私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7年，P95）国家是这样，个人同样如此。即就阅兵盛典而论，有人成为阅兵参与者，有人只是阅兵旁观者。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民众只能心系“阅兵”，心无旁骛，哪怕是母子之爱，天伦之乐！“作为私人的公民并不会对彼此的权利和自由构成威胁，如果他诉诸武力并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他就是罪犯——而人们有法律保护他们不受罪犯侵犯。”（同上书，P96）驾驶本田轿车，就是日本人，就要“打倒小日本”；使用苹果手机，是否就是美国人，就要“打倒美帝”呢？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商品的全球化，而且是技术、信息、知识、人才的全球化。一些人动辄抵制日货，抵制法货，其思维不仅仍然停滞在义和团时代，甚至视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无物！这显然不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的公民之所为！

2012年8月，我国各大城市爆发了抗议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大规模集会与游行。在我国严控民众集会与游行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大面积、大规模的集会与游行，显然是政府批准或默许的爱国行动。然而，这些活动中却暴露出许多问题。从网上搜罗当时的图片仍然可以看到，在各地集会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横幅与标语：“哪怕神州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华夏长满草，也要收复钓鱼岛。”与此同时，一些不法之徒打着爱国旗号肆无忌惮地打砸抢，一些普通市民驾驶的日系车辆惨遭破坏，一些无辜民众惨遭毒打鲜血淋漓。不特如此，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一些匿名跟帖充满了杀气、匪气、戾气、邪气，一些肮脏言论如同蝇蛆，一些过激言论甚嚣尘上，诸如“血洗东京”、“核平日本”，如同法西斯再世、义和团重生、红卫兵还魂。是谁给了这些人致使“神州遍地坟”、又要“杀光日本人”的权利？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旨在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的暴行？是谁确定了“华夏长满草”、“收回钓鱼岛”的战略目标，难道收回人类无法生存的钓鱼岛，竟要以“华夏长满草”为代价？这些口号几乎都以牺牲14亿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与德国纳粹有何区别？这些人作为个体，没有权力屠杀600万犹太人，没有权力制造卡廷森林事件，没有权力“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然而，从其行径来看，则无处不透露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暴民的特征。这些言论和行动，再次证明了卢梭所说的“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P34）再次证明爱国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不仅严重危害了世道人心、公共道德、社会良知，而且直接危害了民众的财产与生命。

奥威尔曾为爱国主义下过一个定义：“我所说的‘爱国主义’是指献身于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某个地方或者某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想通过暴力手段强加于其他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文化上，爱国主义的本质都是防御性的。”（《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P283）从奥威尔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爱国主义，是以和平、防御、开放、理性为特征的。五四时期的学人傅斯年的看法很平和：“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P126）相信这些“爱国暴民”绝不会认为当今之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其实，今日之中国，已是一个信仰迷失、道德堕落、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人对食品掺杂使假易毒互害，一些人对贪腐官员羡慕有加，一些人在国外公德沦丧丢人现眼，一些人对爱心救助反口讹诈，一些人对弱者受难冷漠以对，……一些国人几乎对家人之外的所有人，一律视若陌路、视若异类、视若寇雠，一言不合，恶语相向，老拳相加。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试问今人，一人不爱，何以爱国家！

这些爱国旗号掩盖下呈现的残忍、野蛮的言论和行径并不是偶然的。将爱国与爱人截然对立，将爱国凌驾于爱人之上，就是这些人的集体无意识。一些被网民骂为“爱国贼”的人物，可能是见了单位领导奴颜婢膝的公务员，可能是听到城管来了夺路而逃的小商贩，可能是劳累一年工资无从兑现的农民工，……然而，在羊群效应之下，借用个人角色模糊之机，爱国热血贲张，爱国情绪高涨，人性深处的恶念被释放出来，加之盲目从众、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什么违法的、邪恶和事情都做得出来。“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口言爱国，身行害人，爱国贼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