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无法成为权力监督的政治基础

安立志

本届领导集体三年施政一大亮点，就是突出了“依法治国”，其标志就是中央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议。依法治国的精髓在法治，从而与人治相对立。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初即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加强权力监督。

在我国，有一批由民脂民膏豢养的“特别”学者，中央每一决策出台，这些人物纷纷粉墨登场，摇唇鼓舌，歪解胡说。此次，他们居然把“依法治国”与韩非子连在一起，称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云云。真不知这是对“依法治国”的推崇还是贬低？

人们知道，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不仅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而且是君主专制之大师。他为专制君主设计的“法、术、势”的独裁理论，与意大利专门教君主作恶的马基雅维里如出一辙。韩非子可谓中国的马基雅维里，《韩非子》可谓中国的《君主论》。韩非子确实说过：“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P31）并曾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然而，他所说的“以法治国”，与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依法”还是“以法”，虽只一字之差，在英文里却有着本质区别。“依法”之“法治”即“Rule of law”，意味着法律高于一切，实质是国家应该由法律来统治，而不是由政府官员个人意志来决定。“以法”之法治即“Rule by law”，意味着法律是政府的工具，实质是政府用法律施行其统治、推行其决策。韩非子讲究实用，他坦率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同上）法律不过是一种举措、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已。

在我国，从古到今，都有那么一些无良文人，专门为权势者出谋划策，其中大多是馊主意与坏主意。这类人物，儒家以孔子为代表。鲁迅曾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329）法家则以韩非子为代表，而在厚黑方面比之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韩非子作为一个失势的贵公子，为韩国的衰败而焦急，他以亲身体会告诫君主们，以一人治天下，无论如何劳心费神，即使耗尽视力、听力和脑力，也无法应付臣下的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原文是这样的：“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集解》，P3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同上书，P115）这些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君主不可信任臣下”，这可称为君专制的“韩氏定理”。为证明这一定理的普世原则，他专门举了李兑饿死主父（赵武灵王），郦姬杀害申生的例子，以此警告君主，“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同上）妻子儿女都不应信任，何况他人！

韩非子为专制君主所出之谋、所划之策，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当今世界，君主政体、皇权政体以及形名不同而实质相同的独裁专制体系，在历史潮流的冲刷下，已灰飞烟灭，所剩无几。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当家作主，人民主权，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的标志事件之一，就是北美殖民地挣脱宗主国的压迫，通过革命与战争而建立现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相区别）。参加建国事业的人们公开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以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9、50）在这种政体中，没有了君主，没有了贵族，韩非子关于君主不可信任臣下的告诫当然也已过时。

这是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皇位世袭，都不存在了，君主对臣下的信任不复存在，民众对权力的信任成了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最高指示。在这个句式里，将群众排在信任序列的前排，相对于人民主权尽管打了折扣，毕竟也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人类具有返祖或复古的习性，尽管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耳提面命，复辟一个不曾存在过的社会总是有些虚无。两千多年的专制幽灵聚而不散，终于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封建专制复辟，以至于出现了韩非子的逆定理，虽然“君主不可信任臣下”，而“臣下必须信任君主”，不仅如此，还要变本加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由于当年否定“文革”不彻底，至今余绪犹存，今天一些人似乎不喊什么人“万岁”就无所适从，似乎不挂什么画像就六神无主。

阿克顿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P342）也是一条定理。在它面前，不承认任何权力具有拒腐蚀、永不沾的定力，不承认任何权力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天性。在它面前，任何权力都不具有伟大、神圣、英明的性质，相反，所有权力都具有腐败、堕落、变质的趋势。说实话，我们也希望将权力视为“天使”，然而，“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4）我们不希望将权力视为“无赖”，然而，“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P27）历史证明，如果从天使的角度去信任权力，只能纵容权力的肆虐与堕落；只有从无赖的角度去防范权力，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与变质。

空谈信任显然无益于权力监督。“只有权力才能抵制权力，一种倾向只能用另一种倾向进行抵制。”（《卡尔霍恩文集》<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P12）在当代政治文明史上已然成为共识。这一思想，不仅出于启蒙时代法国的孟德斯鸠，也出于建国时代美国的卡尔霍恩。“实施权力之人和服从权力之人，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间乃针锋相对的关系。”（同上）针锋相对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监督者与反监督者的对立。任何权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被关进笼子。在这里，需要的不是什么政治信任，需要的是设计制度笼子的宪法智慧。由于“人类本性的构造，使得统治者倾向于压制被统治者，而对政府自身的目的无所顾忌；……”（同上）因此，应当强调的是对权力的警惕，而非对于权力的信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何况有些权势者并非我们的真实选择——作者），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权力的人；……所以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杰克逊集》，三联书店，1993年，P487、488）

当权力不再是凌驾社会之上的君主，当权力已成为服务民众的公仆，那么，就不再是君主是否信任臣下，政府是否信任民众（至少不能随时把民众当成“不安定因素”）的问题，而是人民不能一厢情愿地信任政府。现代意义的政府如同物业公司与家政保姆，为防止政府的越权与滥权，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人，只应以挑剔的、不信任的眼光去监督政府，以防止这个社会公仆的监守自盗与偷懒耍滑。我国宪法虽然明文昭著，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人们司空见惯的却是权力的跋扈、腐败、淫荡、奢靡，以致贪污横行、小三成群、血火强拆、暴力截访、徇私枉法……在我国，不是民众对政府是否信任的问题，而是人们不敢不相信政府。的确，由于“中国特色”的不同国情，中外之间的确没有多少可比性。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没有榜样”，当代中国不仅失去了学习先进国家的积极性，而且产生了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的大国冲动。遥想1980年代，总结苏联肃反教训，反思我国文革教训，毛泽东、邓小平的结论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同苏联崇拜斯大林，我国迷信毛泽东，何止是信任？四个无限（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才是基本要求。在专制权力面前，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监督能力，人们不仅噤若寒蝉，而且助纣为虐。正是出于对于权力的信赖与恐惧，人们才会主动上缴头颅，束手待毙。近年来，再度涌现出一股“表态热”，地处边鄙的云南，狠批“吃饭砸锅”，天子脚下的河北，严禁“妄议中央”。在他们看来，此种行径都表现为缺乏对权力的高度信赖，未能从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然而，盲目的、无条件的信赖，其实并不符合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行为要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P827）毛泽东针对的是“任何事情”，这显然是一个全称判断。一些极力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人物，其实并不真想全面接受已经实践证明的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部分。

将“依法治国”导入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歧途，已经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8月19日有一篇《透视中国领导人的“法治观”》，对于这种法治提出了质疑。一些愚蠢的御用学者的愚蠢行为，不仅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平添了不良观感，而且从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对于权力本来不太牢靠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