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帝师

安立志

在古代的皇权体制下，皇帝是一国的最高领导人。皇帝死后，盖棺论定，通常的评价都是“最高级”，如“伟大的”、“优秀的”、“久经考验的”等等。在当时，这些评价都以谥号来体现，显得更有文化，比如，不曾当过皇帝却曾驾驭皇帝的慈禧太后死后的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几乎穷尽了汉字字库里的所有好词，竟然长达25字。

皇帝死后的评价，不论多么崇高，那是本朝大内的私事。好歹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多少还留下一点真相的缝隙，人们才知道，并非所有的皇帝都是“伟光正”，也不曾有哪个皇帝“伟光正”，甚至一些白痴、恶棍、浑蛋也曾进入皇帝的行列。即以白痴皇帝而论，单有晋一朝，司马氏就贡献了一对白痴。一个是西晋惠帝司马衷。三国归晋才10年（以孙吴灭亡起算），司马衷当上皇帝。他的领导艺术令人啼笑皆非。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青蛙）叫，竟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这鸣叫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天下闹饥荒，百姓被饿死，他竟不解地问：“何不食肉糜（怎么不吃肉粥呢）？”（《晋书》，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P81）另一个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这个家伙更不堪，“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安帝不聪慧，从小到大，都不会说话，冬夏寒暑，也不知怎么区分。凡是行动起居，都不能自理）。”（同上书，P190）如果说司马衷是脑残，这个司马德宗干脆就是傻瓜。

不能说白痴皇帝都是中国的“土特产”，外国也同样如此。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曾这样罗列：“据我所知，路易十六是个傻子，……西班牙国王是个傻子，那不勒斯国王也是一个傻子。撒丁国王是个白痴，……葡萄牙女王天生是个白痴。丹麦国王也是白痴，……普鲁士国王……身体和头脑都仅仅是头猪。瑞典的古斯塔夫斯和奥地利的约瑟夫都是地道的疯子，而英格兰的乔治则是穿疯人穿的紧身马甲的。”（《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朱曾汶译，2011年，P592-593）

很难理解，国家重器怎么会攥在这样一群白痴和傻瓜手里，历史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杰斐逊一方面将此归因于国王家族的内部通婚，另方面，他把欧洲王室的一些做法，称为“饲养国王的方法”，那就是“让他们一动不动、无所事事地待在……政府大厦里，用高营养的饮食让他们吃饱喝足，满足他们的全部性欲，尽量给他们肉体的享受，刺激他们的情欲，让一切都顺从他们，凡是可能引导他们动脑筋的东西都清除干净，……”（同上书，P592）不过，司马衷在成长为白痴的过程中，还有别的途径，那就是臣下充当枪手，越俎代庖，欺骗皇上，谋取皇位。

当然，这一切都具有为打造领导人创造条件、出谋划策的性质。有的是给现职国王参谋决策，有的是给未来国王辅佐培训。而在历史上，从事此种职业的，通常称为太傅或帝师，也就是皇上的接班人——太子的老师。西汉的贾谊、明代的方孝儒，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不过，太子作为皇上的预备队，选择什么人作为老师，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大事，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太傅或帝师的。不过也有例外。秦始皇曾因一部《韩非子》无意中成为法家人物韩非子的槛外弟子。在国外，也有人自告奋勇给君主出谋划策，主动充当帝师，比如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杰斐逊看到的“国王饲养法”，只能培养白痴与傻瓜。只是因为杰斐逊担任过美国总统，所以才有这样的视角。当然，他的概括同样体现了历史的鉴戒。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则不同，其目的在于通过“野化训练”培养野兽式的暴君。尽管马基雅维里诚恳而又虔诚地向佛罗伦萨大公梅迪奇表白：“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君主论》，商务印书馆，潘汉典译，1985年，P1。以下只注页码）一方面，马基雅维里是个爱国者，他梦寐以求地渴望意大利出现一个强大的君主救拔软弱的国家于异族蹂躏之下；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政治家，他由衷地认为，一个白痴和傻瓜坐在九五至尊和天下共主的位置，非常不匹配，非常不协调。

然而，他这本实为马屁之作的小册子，其所建言的不仅国王统治下属和百姓的“驭下术”，更是培训君主的“驯兽法”。在他看来，国王与君主至少应当是令人敬畏、令人恐怖的野兽。他明确指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P83）如果说这样的表述比较婉转的话，那么，下面的语言就比较露骨了：“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P84）狮子以凶残著称，狐狸以狡猾名世。君主仅仅具有一种兽性还不够，应当同时具备两种野兽的秉性。

马基雅维里的确是这样认识的，国王与君主应当具备多种素质（见该书第十五章），而暴力与欺骗则是两项基本功。他向国王循循善诱地指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P80）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P81）果不其然，后世的独裁者大都从马基雅维里这里得到了真传，为巩固手中权力，警察、监狱、密捕、暗杀、酷刑、窃听、告密、策反，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社会里，以致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纳粹的党卫军与盖世太保、苏联的契卡与克格勃，都体现了以制造社会恐怖以维持统治的特色。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只靠恐怖与暴力还不够，因为这只体现了狮子的一面，还必须体现狐狸的一面，还必须要有欺骗与狡猾的一手，要善于伪装、善于掩饰、善于撒谎。君主虽然应当成为野兽，野兽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P84）在这里，必须破除一些统治者的矜持、踟蹰与犹豫，即为自身形象计，已经所剩不多的、关系观瞻的说话算话、表里如一的顾虑。马基雅维里毫无底线地教诲君主们：“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同上）“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P85）他也试图解除君主内心因为残存的良知的各种顾虑，“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P94）从而使君主们放下了最后的包袱，使得所有的统治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当前是神、背后是鬼，大言不惭、信口雌黄，偷天换日、掩耳盗铃等等最低级、最邪恶、最丑陋的统治手腕，具备了理论根据，并增加了心理自信。

暴力与欺骗的“治国术”，或者狮子与狐狸式的“驯兽法”，在今天看来，自然体现了人类之恶，对此，马基雅维里毫不讳言，他指出，“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P74、75）反正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管他什么正义不正义、真理不真理？这样的帝师，不啻为十恶不赦的教唆犯。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人们常常提及的马基雅维里的名言——“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然而，翻遍了《君主论》也没找到这句话，倒是在第十八章看到了这样一段：“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P86）什么叫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大约这就是出处。

《君主论》问世不久，即得到理所当然的不少恶谥与差评（此书在西方被称为“邪恶的圣经”或“恶棍手册”），如同中国的法家一样，虽然恶名昭彰但却倍受青睐，以致千百年后许多帝王式人物仍然奉行“外儒内法”的治国术。这不由地让人想起中国的“臭豆腐”。据说，在马基雅维里死后400多年，《君主论》又被当作礼物献给墨索里尼；而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却成为希特勒的“思想奶娘”。马基雅维里的暴力加欺骗的统治术，这种狮子与狐狸的结合，与我国古代的“外儒内法”可谓不谋而合，以致有人说韩非子是中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外国的韩非子。不过韩非子要比马基雅维里，早了1700多年，在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这种外国的“狮狐相济”与中国的“儒法结合”的帝王术，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如此，如同《商君书》、《韩非子》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粹一样，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也令人奇怪地成为西方乃至世界名著。

马基雅维里乃至《君主论》并非一无是处，马克思就曾指出，马基雅维里及其他一些思想家，他们的研究，不仅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128）并且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同上书，第3卷，P368）正因如此，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是，“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同上书，第20卷，P362）也许正因如此，当代仍然有人做着“帝师梦”，哪怕混个“南书房行走”也心满意足。“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毕竟是中国的传统，于是一些文人丧失良知、无视公论，只为受到权势的垂顾，不惜卖身投靠，邀宠承旨，希望成为韩非子或马基雅维里第二。然而，他们抵制宪政、抹黑民主、鼓吹专制、美化“文革”，却置领导人于难堪之地。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按照传统理论，即使封建专制也比奴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