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思想”与思想控制

安立志

一

把“统一思想”置入百度搜索引擎，竟然出现了2150万条结果，可见，这是一个热词。中国的事情的确很“特色”！“市场经济”了，却要实行“计划新闻”，每到年底，全国只有那么几种官办报刊合法地强行摊派；“经济多元”了，却要实行“信息一元”，每到晚间7点，全国的电视台都是一个节目，不由你不看，除非你不看。其中隐含的目的与逻辑很简单——“统一思想”。不过，其表现方式可怜而霸道！官方哲学向来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早已面目全非，“经济基础”也已地覆天翻，然而，“社会意识”与“上层建筑”却兀自坚守，岿然不动。可见，在许多情况下，权力才能决定哲学。

二

简单来说，在思想界有两种生态，那就是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往往与思想自由相对立。一般说来，思想自由往往产生于变革创新的岁月，“统一思想”大抵出现在僵化守旧的时期。前者致力于开放与进步，后者矢志于封闭与保守。“统一思想”往往体现为外部的压力，即使“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主动一致”、“自愿统一”，也并非源于人们的内心自律，更多地体现为外力洗脑的结果。

思想自由比较好理解，自己的大脑，爱怎么思就怎么思，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因为它体现了人类自然的本性、大脑的机能。虽然暴君治下也有“思想罪”与“腹诽罪”，在多数情况下，大脑内部的运行，如果不外化为言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说的很轻松，“写文章只是思想的表现，……这种表现只是思想的外壳，而不是思想本身。”（《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9年，P225）他说的是100多年前的美国。英国学者伯里的表述比较平直：“思想自由如有什么有价值的意义，应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思想自由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P1）无论东西方，在挣脱皇权羁绊或神权桎梏的过程中，都曾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付出过生命代价，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公民的这种权利至今未能真正实现。因此，本文谈论思想自由，是包含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

三

近代以来，我国的命运极其悲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轮接着一轮。一批志士仁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失败了，前者是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者是引进外国的典制成规，失败之余人们意识到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发生了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引进民主与科学的前提是思想自由，因此，五四先贤们非常重视思想自由的启蒙。胡适指出，“从前的弊端既在于不思想，或没有深的思想，那末纠正之道便是思想之，而思想自由就是鼓励思想的最好方法。无论古今中外，凡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限制的时候，学术就能进步，社会就能向上，反之则学术必要晦塞，社会必要退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200）

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看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他在其名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也指出：“思想自由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要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P346）

大陆的人们是通过鲁迅杂文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的。这个被鲁迅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曾经指出：“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唯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胡适文集》第5卷，P558）当然，这些思想体现的只是民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四

古今中外最热衷“统一思想”的人，往往是大权在握的独裁者。独裁者为了建立和稳固自己的统治，最通用的做法，就是思想的唯一化，即全国只能有一个至高无上、唯一正确的“思想”。“统一思想”之本意，就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到这个不许质疑的“唯一思想”之下，让所有的头脑都臣服于那颗唯一正确的头脑。1920年代，俄国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就曾指出，在某个“联众国”里，存在着一个举世无双的“无所不能者”，在他的治下，千千万万的“我”被消灭，变成了“我们”。他们按照“无所不能者”的要求“统一思想”，竟然出现如此奇异的结果——“每天早晨，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六轮机一样精确地同时醒来。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开始工作；然后，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又在同一时刻结束工作。同一秒钟，由时间表指导着，一百万只手被联并进一个单一的身体，我们同时将汤匙举到嘴边；同一秒钟，我们共同出门散步；同一时刻，我们齐步走进礼堂；同一时刻，我们一道进入泰罗式体操的大厅，然后在同一时刻，我们齐齐上床睡觉。”（《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P12）

五

“统一思想”有两义，一是“统一的思想”，这里的“统一”是副词；二是“统一众人的思想”，这里的“统一”是动词。在我国的语境里，前者往往是指官方推行的思想；后者往往是官方控制民众的目标与手段。古今中外的例证很不相同。作为春秋时期思想流派之一的儒家学说，可以为官方所用，以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西欧思想流派之一的马克思学说，可以为官方所用，以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在漫长的世界史上，权力与真理是可以分离的，权力不必垄断真理，真理不必依傍权力。自从民国年间蒋介石推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后，领袖不仅成了权力的化身，也成了主义的化身。在此情况下，领袖个人的思想，即是全国民众“统一的思想”，或者说要以领袖的思想“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

六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天下分崩、列寇纷争，往往是思想活跃、群英辈出的年代；天下一统、皇权独揽，往往是万马齐喑、平庸腐败的时期。前者如春秋战国，儒墨兵法，诸子百家，创造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古老辉煌。直到如今倡导国学的衮衮诸公，仍然要到陈旧的古墓中寻找思想资源；后者如明清两朝，江山一统，二百多年，却是政治禁锢、文网密布的黑暗时期。历史的教训彰明昭著，春秋战国体现了更多的思想自由；明清两朝实行了更多的思想控制。二者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是否有人推行“统一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凡是流传百世、享誉千秋的文字，大都属于官方“统一思想”的对立物，如屈原的《离骚》，李杜的诗篇，乃至明清时的“四大名著”。在皇朝的权力半径之内，这些作品，或者有违于朝廷的禁令，或者规避了王权的文网。总之，这样的作品，绝对不会符合“统一思想”的要求，也绝对不会是“统一思想”的产物。反之，符合历代帝王“统一思想”要求的谀诗、颂辞，大多沦为了过眼烟云。

七

不知何时为“统一思想”之滥觞？在我国古代，“统一思想”至少有三个登峰造极的时期。首先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人们片面歌颂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却不加选择地掩盖了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焚书坑儒，箝制思想。正是这些政绩，才导致一世开创，二世而亡；正是这一开端，才出现了悠悠两千多年以“大一统”相标榜的思想专制。秦始皇的千秋功罪，史有定评。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可资佐证。

其次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人考证说，在《董仲舒传》中，只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说法不同，实质一样），既是文化政策，也是政治决策。中国从此被投入儒家学说的“染缸”或“酱缸”之中（鲁迅、柏杨语）。至少从外在形式上，没有什么比这个口号更能体现“统一思想”的真正本质，诸子百家遭到废黜，只剩儒术受到推崇。从此，中国社会被正式嵌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凹槽里。汉武帝的决策，让人看到了“统一思想”的本质，那就是服从一个脑袋、接受一种思想、阅读一本书籍。其实，只允许阅读一种书籍，危害却远远大于禁止人们读书；片面灌输一种思想，危害却远远大于禁止人们思想。

另一个高峰是朱元璋，竟然以“不为君用”的理由大批屠杀知识分子。不肯到朝廷做官的“山林隐逸”就是“不为君用”，“不为君用”就是不肯“保持一致”，既然“不为君用”，留之何用？“不为君用”，杀之何惜？对此，朱元璋还提出了理论根据，他指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史小史》）

盘点这三个时期，在中国古代，“统一思想”的基本路数有四，那就是尊一、焚书、洗脑、砍头。（一）尊一，即独尊一种思想，使之权威化、神圣化。在这一点上，汉武帝刘彻做得最明确、最到位；（二）焚书，最具操作性。凡不为统治者所喜欢、或为统治者认作“异端”的书籍，一律付之丙丁。秦始皇自然是始作俑者；（三）洗脑，比较有难度。朱元璋删削《孟子》，使之成为通用之“洁本”，考试之定则，应当算作“洗脑”之旧例。利用现代科技，对人脑进行格式化，使其记忆“归零”或失忆，重新“充值”与“拷贝”，都属此类；（四）砍头，最彻底。既不接受“统一”，而又“洗脑”无效者，只好砍下头颅，“没收”其思想的载体与工具。秦始皇的“坑儒”，朱元璋的消灭“不为君用”，都属这一类。

英国哲学家密尔曾这样描述古代中国的进程：“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其原因“即在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P85）密尔的说法有些拗口，他所指的也正是“统一思想”导致的恶果。

八

当代中国官方往往将美国视为“洪水猛兽”与“敌对势力”，这大约也是“统一思想”的结果。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开山祖师，与之很不相同，他对美国的评价，更多的是赞美与欣赏。1864年11月，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信新任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赞扬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共和国”，赞扬林肯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赞扬《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20、21页）

《独立宣言》的作者是杰斐逊，后来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作者本人作为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创者，却始终反对思想专制与“统一思想”。

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思想统一值得向往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就同面孔和身高划一一样不值得向往。”他对“思想统一”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然而残酷的比喻——“把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搬来，由于存在着大个儿打小个儿的危险，就把长人砍短，把短人拉长，使我们都变得一样大小。”（《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276）

他引用欧洲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例证反问道，“思想能做到统一吗？自从基督教传入以来，已经有无数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烧死、被毒刑拷打、被罚款、被监禁，但是我们并没有向思想统一迈进一步。”（同上）他指出，“伽利略由于地球是圆的而被送上宗教法庭受审判，政府硬说地球就像一块木板一样平，伽利略不得不宣誓放弃他的错误想法。”（同上书，P275）

统治者“为什么要让思想高压统治呢？”他的回答简洁而深刻——统治者只是“为了造成统一局面。”而“高压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使世上的一半人成为傻瓜，另一半人成为伪君子。是在全世界支持欺骗和谬误。”（同上书，P276）真是入木三分！接着，他犀利地指出，“只有谬误的东西才需要政府撑腰。真理自己能够站得住脚。”（同上）这些话足以使那些依仗官方权力狺狺狂吠的御用学者哑口无言！

《弗吉尼亚笔记》写于1781年，距今已经234年。他在晚年仍然保持了思想的一贯性。1817年，他在致查尔斯·汤姆森的信中说，“有些人处心积虑想使我们所有人都同样地思考。要是我们所有人的脸都长得一样，要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外貌、我们的爱憎和追求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吗？如果动植物和矿物没有变化，全都严格地按照同一方式、开明或正统的方式活动，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和物质单调的世界啊！”（同上书，P670）

他在另一封信里刻画的场景似乎比《一九八四》体现了更为深远的预见性：“我们是不是将要有一个检察官，什么书可以卖，什么书可以买，都得由他认可？这样，谁来为我们的公民教条化地阐释宗教见解？谁的脚应该成为标准尺寸，我们的脚都要按照这个尺寸截短或拉长？是由一个教士来当我们的审问官，还是由一个和我们一样头脑简单的凡夫俗子把他个人的好恶当作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信什么教的准绳？”（同上书，P626）是啊，鞋子是否合脚，别人的脚怎么能知道？“统一思想”是否意味着有人按照他们的脚型给我们选鞋？可悲的是，200多年前杰斐逊这些假定性的质疑，竟然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地方成为社会的现实。

九

杰斐逊死后16年，即1842年，普鲁士的年轻学者马克思也与“统一思想”的邪恶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篇，马克思借助《莱茵报》的平台，曾与普鲁士当局进行了勇敢的论战。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运用文学语言，辛辣地嘲讽普鲁士当局试图“统一思想”的专制行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7）

普鲁士当局颁布书报检查令，似乎其目的就是要在官方划定的圈子里，统一提法，统一口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普鲁士当局当然认为，只有官方提出或推崇的思想才是真理。对此，马克思嘲笑道：对真理是否干脆这样去理解——“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因素，……”（同上书，P9）

十

“统一思想”看上去只是一项“原则性”的要求，然而，却体现着思想专制的真正本质，那就是对于人的精神、灵魂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思想、言论的背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一语道破本质，“如果说宣传应该是极具影响力，那么在它后面应悬挂一把利剑。”（《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魔鬼帮凶——戈培尔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P307。以下简称《戈培尔传》）

不接受“思想统一”，那就割断你的“思想器官”。这句话充满了恐怖与血腥。想一想1950年代我国右派“北大荒”、“夹皮沟”的苦难命运，想一想“文革”中遇罗克、张志新、王九莲、王申酉等人的无端惨死，就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以下的论断是多么具有预见性——“在某一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的理性和道德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中，执政党的龌龊的良心却捏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方式，其实这种思想方式只是政府官员的思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17-18）的确，“反右”和“文革”中被残害的我国的知识精英们，他们被追究、被惩罚的也正是他们违反了官方“统一思想”要求的“思想罪”。这些“思想犯”们，他们并不是死于官方的武器的“批判”——笔墨与文字之下，而是死于官方的批判的“武器”——监狱与枪弹之下，还是戈培尔有经验！

“文革”中为“统一思想”而实行的思想专制，是以无以复加地吹捧和尊崇毛泽东及其思想为标志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也牵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林彪的“顶峰论”，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马克思在这里竟然成了其不肖子孙为打鬼而借助的钟馗。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是与思想专制、“统一思想”格格不入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吸收并扬弃了欧洲大陆多种思想体系的内涵而形成的，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的论战中发展的。假如西欧社会存在东方式的思想专制与“统一思想”，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同样不可能。

十一

曾经遭到鲁迅杂文犀利攻击的梁实秋，在其著名论文《论“思想统一”》中，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统一思想”的要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骗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阴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有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胡适文集》第5卷，P561）

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观点，对专制主义强行的“统一思想”作出分析：

一是从教育体系入手，从娃娃抓起。“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他的脑筋是一块白版，把某一套的主张和偏见灌输进去，便会有先入为主的效力。”“这样的学生长成之后﹐会喊口号，会贴标语，会不求甚解的说一大串时髦的名词，但是不会思想，不会怀疑，不会创作；这样的人容易指挥，适宜于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没有判断是非的批评力，决不能做共和国的国民。”当今网络上如此之多的“愤青”、“五毛”、“自干五”，有的是官方培训的，有的是“自学成才”的，多数是从小灌输的结果。“这样武断的教育的结果，我们能认为是‘思想统一’吗﹖这不是‘思想统一’，这是愚民政策！这是强奸！”（同上书，P559）

二是从宣传方式入手，强行灌输。“以空空洞洞的名词不断的映现在民众眼前，使民众感受一种催眠的力量﹐不知不觉的形成了支配舆论的势力，这便是宣传。”“用宣传来诱惑人﹐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近的效果﹐但结果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只能造成群众的‘盲从’。”（同上书，P560）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指出：“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P147）这个“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不正是统治者所追求的“统一思想”的效果吗？

三是从政治经济入手，排除异己。罗素曾指出，专制主义者为贯彻“统一思想”的要求，“……一切与现行信仰不一致的东西都被毫不留情地压制。由于整齐划一的东西对统治者极为有利，因而它备受推崇。而这种统一性是以智力衰竭为代价的事实却被置之不顾。”（《罗素论自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P122）为了控制公众的思想﹐统治者甚至将职业和饭碗作为手段，迫使民众从思想上缴械和投降，不然便无法生存；或者在考试中将官方观点作为唯一答案，舍此别无出路。“这样一来﹐一般人为了生活问题只得在外表上做出思想统一的样子。”（《胡适文集》第5卷，P560）以饥饿决定饭碗，以生活决定思想，这也算是唯物论的创新实践！梁实秋此文被胡适收入《人权论集》，论其思想价值与社会影响，是鲁迅同时期的杂文所无法比拟的。

其实还不止此，近代中国特别是在追求民主共和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时进时退，也与专制统治者总是极其固执、极其盲目地对于“大一统”（包括追求“统一思想”）的追求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深具历史感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近百年前就曾批评中国人患了“统一癖”，“说到国家组织，最怕联邦妨害了统一。说到道德，最愿把孔子拿来定为国教，去统一人心。”（《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P326）

十二

“统一思想”作为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许多人都知道德国纳粹，但对纳粹的真义大多知之不多。“纳粹”来自德语的“Nazi”，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t，一译“民族社会主义”）的缩写。

纳粹党人支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要我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前者。”（百度百科）“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地改革。在与人民大众的交往中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社会主义化。”（《戈培尔传》， P309）希特勒反感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他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与所谓‘马克思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英国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感到尴尬，唯恐把自己归为同类，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哈耶克却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通往奴役之路》导言，P2）

戈培尔主导的纳粹德国宣传部是如何“统一思想”的呢？1933年2月底，德国有60家共产主义、71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被禁。这些报纸的主要编撰人员被投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最终又被送到法西斯集中营。当年4月底，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已消失。（《戈培尔传》，P126）残留的报纸每天必须根据戈培尔的指令发表新闻、文章、社论，以致全国报刊内容单调划一，销售量一落千丈。戈培尔对此并不在乎，他的名言是，谣言重复三遍，就会变成真理。（《戈培尔传》，P152）他认为，人民的大多数比我们想象中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始终坚持简单和重复。只有那些能用最简洁的表达方式说明问题，并且有勇气不顾知识分子的异议，用这种简化形式永远重复下去的人，才会长远取得影响公众舆论的根本性胜利。（《戈培尔传》，P239）

戈培尔禁止绝大多数书籍的出版与销售，实行严格的文化管制。1933年5月10日，他还一手导演了震惊世界的焚书闹剧。丢入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

烧掉，亨利希·曼！烧掉，斯蒂芬·茨威格！烧掉，埃利希·凯斯特纳！烧掉，卡尔·马克思！烧掉，西格蒙德·弗罗依德！烧掉，亨利希·海涅！（《戈培尔传》，P136）

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为“统一思想”，在焚烧书刊、控制媒体的同时，也必须确立一种独尊的思想，而这只能是领袖的思想。于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被奉为“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而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戈培尔传》，P138）希特勒在书中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进行统治。他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他还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戈培尔传》，P139）《我的奋斗》虽然臃肿冗长，枯燥乏味，但在希特勒的德国，仅1933年一年，就销售了100万册，希特勒的版税收入达100多万马克（折合约30万美元），希特勒不仅成了德国顶尖的畅销书作家，而且成了百万富翁。在纳粹政权下，该书销量独占鳌头。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戈培尔传》，138）

十三

中国的现行制度套用了苏联的模式。不仅因为苏共是中共出生的助产婆，而且因为两党所秉承的意识形态的一脉相承。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档案解密后，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只是一场规模不大、并不震撼的政变；它给我们送来的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被俄国人修正了的“列宁主义”。

翻查一下，列宁在十月政变之后发布的文件与公告，对于苏共以及苏共影响下的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何以无视法治与人权，实行恐怖与暴力，就会恍然大悟。1919年7月31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列宁全集》第37卷，P126）1918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明确宣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5卷，P237）正是列宁的这一学说，为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之类的暴君与独裁者所有的恶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曾对高尔基给予极高的评价，高尔基曾被誉为“俄国的良心”，“革命的海燕”。十月政变前后，高尔基基于其人道主义立场，他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和恐怖政策，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思想”，最终被列宁强行劝告“出国”。他写道：“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利变成合法的了。在对所有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专制主义的人用饥饿和抄家相威胁的同时，这些‘领袖们’竭力为政权的专制主义辩护，而国家的最优秀的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专制主义。”（《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P208）“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不也是和罗曼诺夫王朝政权做这些事时一样吗？”（同上书，P205）高尔基一针见血地批评布尔什维克所谓“表达人民意志”的实质是“把握”和“控制”人民意志，他指出，“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通常都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的话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同上书，P151）“如果统治机关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将使用武力来压制与它们的目的相敌对的人民意志。”（同上）“不管是用事先在办公室里想好的决议，还是用刺刀和子弹，反正政府总是必然力图控制群众的意志，使人民确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同上）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存在了70多年，终于垮台了。回首这个政权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种种罪恶，高尔基如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体现了伟大的预见性。1918年5月，他针对布尔什维克蛮横关闭报刊，破坏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批评道：“难道他们以为言论的力量能够被他们机械地消灭吗？他们这些富有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们不能不知道，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特殊的说服力。”（P122）高尔基的批评没有任何作用，这个政权在以后的岁月里变本加厉。仅1925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就查禁了221部书籍；1926年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2012年11月12日《学习时报》）

列宁死后，斯大林实施的“真空化政策”，与“统一思想”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1930年代，斯大林极力渲染敌对势力已经形成对苏联的“敌对包围圈”，决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防止“精神污染”、打造“真空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下达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命令。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2007年《炎黄春秋》第9期）苏联当局俨然是“真理”的专营公司，民众只能顺从真理，而顺从真理就是甘当螺丝钉。按他们的话说，民众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同上）

然而，苏共的行径远比“统一思想”走的更远。苏共垮台十周年之际，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时作出了新的论断，即苏共由于在国内长期实行三个“垄断”，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2002年《同舟共进》第二期）才最终导致了这个政党和政权的分崩离析。俄共作为苏共的继承者，其领导人的看法，显然要比中国一些人的隔山打牛更接近真相。至少我国一些官方学者散布的所谓“和平演变说”、“叛徒出卖说”、“改革失误说”、“舆论失控说”等等的偏颇之论，只是兔死狐悲的哀鸣而已！

十四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虽然没有通读过《资本论》，却将《资治通鉴》通读了17遍。善于“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对于“统一思想”的统治术，自然会发扬光大。在这里，我只从毛泽东投射在中国社会的阴影略加说明。

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上，不论出于对专制者的迷信，还是出于对专制者的恐惧，都会孳生不计其数的马屁精，把所有民众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前有柯庆施，后有林彪，都起到了这种助纣为虐、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善于追腥逐臭的柯庆施，马上悟到内中深意，即刻创造出了“深得朕心”的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林彪也不遑多让，他在“5.18讲话”中创造的名言警句风靡一时，“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思想，因而也就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统帅一切，对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不仅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要“铭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选集》先后印行10多亿套，各种版本、各个语种的《毛主席语录》竟然印行了50亿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其发行总量也仅仅少于圣经。（百度百科）

在当时，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且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时的口号是“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登峰造极、荒谬绝伦的领袖崇拜风行多年，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宗教仪式般的个人崇拜，在一个名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上演，成了20世纪的笑柄。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开启了20世纪中期大规模制造思想犯罪的丑恶黑幕。“文革”中以张志新为代表的一批清醒的共产党人，竟然惨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酷刑之下，张志新临刑前被割断喉管，其惨无人道就是德日法西斯也望尘莫及！从根本上讲，她们（他们）其实是死于以思想专制为特征的“统一思想”与“保持一致”。

为保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单一性”与“纯洁性”，“文革”初期，大批古代和外国的珍贵书籍，被当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付之一炬。大量代表我国悠久文明的文物古迹，被当作“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惨遭捣毁和破坏。人们的文化生活荒芜单调，百无聊赖，只有样板戏略作点缀；新华书店空空如也，书架上只有马列与毛选。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看问题，历代封建帝王为“统一思想”所能设计的一切邪恶措施与手段，比如独尊、比如焚书、比如洗脑、比如砍头，在“文革”十年，无论广度、深度与力度，都是青出于蓝，史无前例。这也是“历史决议”之所以将其定为“浩劫”的原因之一吧。

十五

“统一思想”的说法，其实已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所否定。“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按照历史的惯性，当时的中央提出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用“两个凡是”统一思想，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不能结束，意味着惨遭迫害的干部不能平反，意味着邓小平不能重新工作，意味着改革开放不能实施。以此来看，这个被用来“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都是真正的不合时宜，才是真正的倒行逆施。

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党中央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其所达至的社会效果，并非“统一思想”。“解放思想”即意味着从以前确定的统一的、权威的、神圣的、固化的思想樊篱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即意味着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中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可见，确定党的思想路线，其着眼点并非为了控制、把握、统一、一致、整齐、划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是调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其实，即使这个思想路线，也并不能实现“统一思想”。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思想”极不“统一”，极“左”思潮不时泛起，顽强地破坏和干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与措施，这在马立诚的《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有着集中的反映。

邓小平用以指导改革开放的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试论”（大胆试、大胆闯，允许失败、允许出错）和“不争论”，从思维方式上说，也是对“统一思想”的否定。当时的党的理论与国家宪法，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正确”和“指导思想”。然而，如果以此来“统一思想”，邓小平肯定“包产到户”的讲话，在当时显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在当时显然是违反宪法的。

改革之本义即在于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一些人竟然忘记了改革开放的初衷，忘记了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初期挣脱和砸碎了老的教条、桎梏与枷锁，现在一些人又开始制造新的教条、桎梏与枷锁，试图以此对人民群众进行新的禁锢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