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信鲁肃“定三分”？

安立志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鲁肃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前者是演义，后者是志书；前者是小说，后者是历史，前者七实三虚，后者至少从理论上应为史实。然而，若论影响力，两者相比，判若云泥。据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名言曰，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演义灌输千遍也会变成历史。《三国演义》从小说到戏剧，从话本到影视，可谓家喻户晓。若问有谁读过《三国志》，我敢说万不有一。假如有人依据《三国志》批评《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轻者说你没事找事，重者会谩骂攻击。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诸葛亮

在文学作品中，诸葛亮与鲁肃，一个是智慧的化身，一个是忠厚的长者，一个神机妙算，一个憨厚老实，甚至有了这样的歇后语：“鲁肃上草船——糊里糊涂”，“鲁肃讨荆州——空手而回”，“鲁肃服孔明——五体投地”。鲁肃竟然成了笨拙、糊涂、无能、窝囊的形象。尽管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九卷，P135），人们仍然相信诸葛亮与鲁肃决不在同一档次，甚至山东沂南的诸葛亮原籍，也被称为“智圣”故里。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为：“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小说提供的信息确定无疑，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具有如此眼界与胸襟的非诸葛亮莫属。然而，这是史实么？

《三国志》是断代史，惜乎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模糊。《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事件的先后相对清晰。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只好将这两种史料结合在一起。

查《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诸葛亮的“隆中对”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冬，他与刘备纵论天下大势，《三国志》留下了完整纪录。诸葛亮的分析是以刘备关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为前提的。因刘备以帝胄自居，于是他为刘备制定了“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诸葛亮指出：“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前者兼具天时与人谋，后者兼有地利与民附，面对这两种力量，刘备如何应对呢？“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P912-913）这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主要内容，然而，诸葛亮的长篇大论，只字未提“三分”，一言未及“鼎立”，他的最终判断只是“汉室可兴”。事实上，尽管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其“汉室可兴”的目标最终也未实现。偏居一隅42年的蜀汉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西汉、东汉相提并论。附带说及的是，电视剧中，刘备一方的军旗冠以“蜀”字或“蜀汉”，却是常识性的错误，刘备政权一向是以汉室正朔自命的。

然而，另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比诸葛亮“隆中对”早了七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冬，也就是在诸葛亮还是19岁的青年时，鲁肃就提出了“鼎足”天下的战略蓝图。虽然孙权并未三顾鲁肃，但对鲁肃也是相当器重的，“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三国志》，P1268）可见一斑。因当时孙权的都城在吴郡（今苏州），这个可称“吴郡对”的孙鲁对话，也是以纵论“汉室倾危，四方云扰”的天下大势开始的，鲁肃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其战略方向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同上）在鲁肃的分析中，“曹操不可卒除”，说明他当时就已看到这是一股无法抑制的强大势力；“汉室不可复兴”，汉天子虽被挟持，但刘备这类潜在的王室势力，仍然妄言兴复汉室，毕竟不能小觑。应当指出的是，鲁肃明确提出了“鼎足江东”的口号，《辞海》有曰：“鼎足，比喻三方并峙，犹如鼎之三足。”在《史记》中就已经有了“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古语。由此可见，鲁肃之论才是“定三分”的显著标志，而且，鲁肃的战略构想，不仅在时间上比诸葛亮早了七年，而且其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从曹、孙、刘三家分别称帝算起，国祚最长的正是东吴。

或曰，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战略是“北拒曹操，东结孙权”，而鲁肃的“吴郡对”并未提及，由此得出“定三分”的发明权仍属诸葛亮。其实，在《三国志》中，在鲁肃与孙权“吴郡对”之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如何应对刘表去世的问题。鲁肃向孙权请命，要求前去说服刘备，安抚刘表部众（“肃请得奉命……及说备使抚表众”），如此“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三国志》，P1269）事件的发展证明了鲁肃的预见性。曹军向荆州快速推进，比及鲁肃赶到南郡，刘表之子刘琮已降曹军。刘备难敌曹军兵锋，“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同上）。于是鲁肃不失时机地展开了战时外交，“（鲁）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刘）备会，宣腾（孙）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同上）立即实施其“联刘拒曹”之战略。此时的诸葛亮在哪里呢？他正在跟随刘备仓皇逃亡的队伍里。鲁肃见到刚认识的诸葛亮，随即打招呼：“我子瑜友也（“我是子瑜的朋友）！”“子瑜”即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于是“即共定交”（同上）。正是此时正式形成了孙刘两家的战略同盟。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加“案”语说：“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操），皆肃之本谋”（同上）。史学家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小说家言。这说明孙刘联合，共拒曹操，不仅是鲁肃制定的策略，也是鲁肃主动的行动。这一事件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十月，如果说诸葛亮10个月前在“隆中对”中已经提出了“联孙拒曹”，这只能说明“英雄所见略同”。而刘备在逃到夏口之后，才“遣亮使权”，即派遣诸葛亮出使东吴（同上）。由此可见，之于“定三分”，之于“孙刘联盟，共拒曹操”，这个战略在具体实施上，无论主动性，还是实践性，鲁肃都远远走在了诸葛亮前面。

无论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还是鲁肃的“吴郡对”，这都属于理论准备或舆论准备，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或宏伟蓝图的契机与转折点，则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而在战役前夕，鲁肃与周瑜的主张对孙权定下与操一战之决心，厥功至伟。当孙权接获曹操“会猎于吴”的战书后，“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鲁肃会后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P1270）正是这种晓以利害的激将之说，使孙权坚定了抗操决心。孙权叹息道：“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同上）这当然不是否认诸葛亮后来的外交游说，但是友军的说辞很难发挥决定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虽然是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然而，所谓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都是为神化诸葛亮臆造的情节。只有黄盖诈降、火烧战船史有明载，不过，这却与刘备、孔明无关。在整个战役中，刘备、孔明一方，始终处于或扮演着配属、协助的地位与角色。

2015年8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