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领导画好“护身圈”？

安立志

大公网2015年7月28日报道，“官媒：像孙悟空那样为领导画好‘护身圈’”。这条报道不仅见于环球网、大河网，人民日报微信也有报道。官媒这回没造谣，孙悟空确实为唐僧画过一次“护身圈”，详情参看《西游记》第五十回，孙悟空“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并对唐僧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

官媒关于“护身圈”的说法显然是比喻，也就是将唐僧比喻为领导，比喻为权力。在取经路上，唐僧不仅是师傅，也是领导；行者、八戒、沙僧不仅是徒弟，也是下属。在师傅与徒弟、领导与下属的关系上，前者总是指令的发出者；后者总是指令的服从者，前者总是正确的，不正确也正确。唐僧这个形象是精心塑造的，虽然肉眼凡胎、人妖不辨，但却是金蝉长老转世，称为“圣僧”、誉为“真身”，似乎天生就应受人尊崇、被人敬奉，甚至吃一块唐僧肉都能长生不老。这与传统文化对领导的定位异曲同工，领导不是“圣君贤臣”，就是“天纵英明”，维护领导、服从领导，是天职，是本份，领导即使是混蛋、是白痴，也要维护，也要服从。郭沫若写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等于挑剔师傅与领导的错误，等于是对师傅与领导的批评，毛泽东极不赞成，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说是应答唱和，其实是对郭诗的批评，直接将师傅和领导的错误转为外因决定论。

官媒片面强调“护身圈”，显然隐含了权力天然正确的前提，不过也在暗示，权力也会面临危险和威胁，当然，这些危险和威胁只能来自外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领导（权力）也需要“护身圈”。不过，这种对领导（权力）片面维护、回避监督的论点，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论述南辕北辙，同时也罔顾我国官员大面积腐败的基本事实。在我党的哲学中，向来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会发挥作用。大量官员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不受监督，潜藏人性深处的自私与惰性，导致了官员自身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初就曾引用过一句古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就是这个道理。

前提既错，一错百错。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再证明这个道理。权力如同美色和鸦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为了克制附着权杖的人性之恶，必须依靠制度来矫正。英国学者休谟曾经指出：“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P27）美国建国之初，就把欧洲政治的文明成果变为现实，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4）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已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功经验与历史趋势。

官媒之所以强调要为领导（权力）画好“护身圈”，正是从前述的政治前提出发的，这个前提与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明君、贤相、青天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意识有直接关系，一句话，对领导（权力）过于信赖与崇拜。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认为：“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掌权者，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赖，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即使不幸碰到一个坏蛋作我们的领袖，我们一样会过得好。”（《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22）

也许有人说，对于领导（权力）的监督，其主体是人民，秘书作为领导身边人员，并非同一性质。其实，在《西游记》故事中，“护身圈”的意义与官媒的报道并不一致。孙悟空为唐僧画的“护身圈”，是有形的，甚至整个取经队伍，从人员、马匹、禅杖、袈裟、钵盂，都是如来、观音事先为唐僧设定的“护身圈”。唐僧身边的“护身圈”由孙悟空来画定，这完全是文学虚构，不足为据。常识告诉人们，只有领导为下属画圈（包括规矩或章程），没有下属为领导画圈，领导不可能蜷缩在秘书画定的圈子里。在现实生活中，领导的“护身圈”，由谁画定，如何画定？完全是领导自身决定的事情。圈子关乎领导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必须由领导亲自设计、亲自施工，秘书的眼界与水平怎能保障领导政治生命的安全性？

官僚本位的体制，官官相护的现实，已经为各级官员构筑了严密而牢固的“护身圈”。官媒要求下属为领导画好“护身圈”，这样的马太效应，不仅有些多余，而且不切实际。这篇报道来自一位资深秘书长的秘诀与忠告。笔者不曾干过秘书，却也干过秘书长。就我所知，现在的领导到了一定层级，几乎人人都有“护身圈”。这种“护身圈”甚至可以分为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边缘层。构成其核心层的秘书则是重要角色。有人说，“跟领导干一次坏事，胜过给领导干十次好事”，此言不虚。从周永康一案可知，他的秘书们，并非都像孙悟空一样忠心耿耿、保驾护航，也并非都像沙和尚一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甚至远远超越猪八戒奸懒馋滑、搬弄是非的层次与水平。周永康的“秘书六人帮”，如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余刚、谈红等人，在我国社会中，虽然已是高层领导，从其劣迹来看，无一不是周永康身边的家奴、走狗、打手、掮客、共犯之流，甚至充当行贿者、看门狗与皮条客，他们的作用与处境可用几则成语来形容，如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攻守同盟、兔死狗烹。由这些人构成的“护身圈”，如同《红楼梦》里的“护官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树倒猢狲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