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能上史书

安立志

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前留下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讲的“历史”相当于非文本的“口碑”，文本的史书并非人民能插手。“文革”后给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仍然是官方起草的。

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文本的国家，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留了下绵延不断的史册，就是明证。在古代，每个县都有县志，县志是基层的历史文本。县志通常是由当时一些名宦、文人、缙绅修撰的。不像今天，各级政府都有史志办，以致县志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官史。

中国的皇帝十分重视死后的历史评价，著名的唐宗宋祖都有这样的佚事，唐太宗李世民问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我犯了错误，你也记录吗）？”褚遂良回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刘洎则告诉皇上：“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宋太祖赵匡胤在御花园用弹弓打鸟，一大臣婉言劝谏，被他打掉门牙。此人却将牙捡起揣在怀里。皇上很生气：“汝怀齿欲讼我邪（你捡起牙齿打算告我吗）？”此人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涑水纪闻》，中华书局，1989年，P7）好在两位皇帝都虚心听取了意见。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百姓。九五至尊重视身后名，草民百姓也留心死后事。国人活着时虽然命乖运蹇，在权力面前，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对死后的名声却十分在意。所谓“名标青史”、“名载竹帛”、“留取丹心照汗青”，最不济“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然而，悠悠五千年，史书就那几部，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记下一笔的。

机会终于来了。陕西省旬阳县委宣传部6月29日通过微信宣布，“‘无理缠访’将写入县志，‘有理越级访’将责任倒查”。“今后，凡是我县重大缠访赴省进京访者也将进入县志‘青史留名’，只不过，留下的是‘遗臭万年’的‘恶名’。”（2015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旬阳县的重大举措别出心裁。这比周永康“维稳”时的暴力截访、“被精神病”、“安元鼎黑狱”，体现了更多的文化味道和历史色彩。在政府机构中，向来无权无钱的史志办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个部门的工作终于进入了领导的视野和大局。

在我国，上访这一行为之所以司空见惯，根本原因在于不公、不正、不平之事太过频繁、太过离谱。在官官相护的社会机制中，权益受损、蒙冤受屈的百姓，如要摆脱困境，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司法救济，一个是上访申诉。前者由于司法成本高昂，司法程序冗长，特别是司法腐败严重，百姓往往视为畏途。百姓热衷后者，则是由于我国社会深入骨髓的人治传统。所谓“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百姓总是天真地以为“下头都是王宝森，上头都是孔繁森”，殊不知“大老虎”周永康曾经是我国的政法总管。

问题在于，何谓“无理缠访”？“无理缠访”，是由“无理”与“缠访”两个概念组成的。百姓上访之“无理”，不仅旬阳县里这样认为，我国最高学府的专家也有人这样认为。6年前，北大教授孙东东称，“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2009年4月4日《信息时报》）此人如果不是蓄意讨好官方，就是有意敌视民众。反而，国家信访局前局长周占顺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2003年第四期《瞭望东方》）12年过去，我以为，这个分析并未过时。

再说这“缠访”。“缠访”者，反复上访之谓也。百姓何以反复上访？问题不得解决、冤情不得伸雪之故也。无论冰天雪地，不管炎夏酷暑，蓬头垢面，蒙冤受屈的民众，千里迢迢，赴省进京，幕天席地，忍辱含垢，盖其冤不得伸，其耻不得雪，其难不得纾，其困不得解也。所谓“缠访”云云，岂止无视民瘼，简直是毫无人性的无视人命。难不成中国百姓有着承受他人冷脸、白眼、训斥、推搡的“嗜好”，难不成中国百姓天生对服毒、卧轨、爬塔吊“有瘾”，难不成中国百姓果真想进入旬阳县志的史册！

我国百姓的忍辱负重是出了名的。虽然我国公民同样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自由的宪法权利，然而这些权利却被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揆诸当今世界，我国百姓蒙受不公、不正、不平之事而导致财产、健康、生命损失，从来不会申请根本不会获批的抗议游行，以免影响了地方当局“一票否决”的社会稳定。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虽然也认为社会骚乱是一种弊病，但他却看到了社会骚乱的正面作用，他指出，“我宁爱有危险的自由也不愿自由自在地做奴隶。就连这个弊病（社会骚乱）也有好处，它能防止政府蜕化堕落，促进人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由此他得出结论，“造反是对于政府的健康必不可少的良药。”（《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07）我们的官员除了盘算如何保住乌纱、如何攀上天梯，何曾有过这样的魅力与胸襟！

不过，旬阳县的创新并非独出机杼，无史可征。在我国，的确有过上访载入史书的先例。山东女孩淳于缇萦为父伸冤，不仅千里迢迢跑到京城（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且受到最高领袖汉文帝的接见。这起上访发生在公元前167年，距今2182年矣！汉文帝对于缇萦的“越级上访”，并不认为是“无理缠访”，反而热情接待，认真解决，不仅昭雪了其父的冤案，而且废止了过时的刑律（《资治通鉴》汉纪七）。这一事件，不仅载入以个人名义撰写的《史记》与《汉书》，而且载入官方修纂的《资治通鉴》，而这些史书显然要比旬阳县志要高出若干档次。不过，上访的当事双方的“青史留名”，并不是旬阳县所说的“遗臭万年”的“恶名”。

不过，这两个例子想来有些悲哀，前者是资本主义的总统，后者却是专制主义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