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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诗案

 

安立志

康熙皇帝玄烨

 

有一份统计称,清代的文字狱空前绝后,入关后的四位皇帝逐代升级,顺治7起,康熙12起,雍正17起,乾隆130余起。

 

鲁迅先生指出:“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43)先生分析文祸之因:“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同上,P44)发生在康熙年间的虎丘诗案,似乎这些都不沾边。

 

陈鹏年(1663-1723),字沧州,湖南湘潭人。居官期间,为民请命,不畏权势,重视水利,关心民生,因开罪两届总督,两次被夺职下狱。清大臣张英曾当面赞赏陈鹏年:“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1977年,P10093)这给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鹏年出知苏州,后署布政使,为巡抚张伯行所雅重。两江总督噶礼与张伯行内耗,陈鹏年受牵连亦为噶礼所忌。一个春日,陈鹏年偶游虎丘,题二律,其一云:“雪艇松庵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匝,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噶礼得到这首诗,如获至宝。他以陈鹏年“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讪谤而已”为由,“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其旁。”于是“密疏弹劾”(《栖霞阁野乘·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897年,P189),向朝廷告密。这封告密信,罗织周纳,极尽能事,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首章之“万松”,寓“由崧”,即南明弘光帝;“红叶”指“明裔”,“红”即“朱”也,“叶”为“裔”也。尤其是第二首,他诬指“代谢已怜金气尽”,是陈鹏年诅咒满清政权国运不长,因清廷入关前国号为“后金”;他诬蔑“一任鸥盟数往还”,乃陈鹏年阴通台湾郑成功之明证,因郑氏偏居海岛,鸥者,海鸟也。于是,将其“摘印下狱,复拟大辟。”(《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P295

 

噶礼这次的确打错了算盘。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玄烨看到这封告密信,并没有偏听偏信,而是明确表明不信,袁枚这样记述玄烨的意见:“朕阅其诗,并无干碍”,“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P114)官史的记录更详尽,玄烨先是将陈鹏年诗作交给朝中大臣传看(“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清史稿》第33册,P10094),并指出:“陈鹏年稍有声誉,学问亦优。噶礼之欲害之也久矣。”噶礼“曾将陈鹏年虎邱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圣祖仁皇帝实录》,P665)直接否决了噶礼的处罚决定,并调陈鹏年进京编书。

 

噶礼的确不是好鸟。康熙五十三年,他竟伙同其侄毒害亲母。玄烨对他的处理是宽大的,“噶礼令自尽,妻亦从之”,家产入官,两个侄子流放黑龙江(《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P364)。其实,玄烨对噶礼操行早有察觉,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噶礼参劾张伯行,而此人向被皇上认为“操守为天下第一”,玄烨指出:“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削一半矣。”(《东华录》,P358)玄烨曾感慨道:“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清史稿》,P10094)可见,两套官史的记载基本一致。

 

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玄烨,假如玄烨不是因张英赞誉陈鹏年已有先入之见,假如不是噶礼的“宵人伎俩”给皇上留下不良印记,玄烨怎么可能厌恶满臣而偏袒汉官,甚至将噶礼的密信公之于众?庄廷鑨的史案、黄培的诗案、戴名世的书案,之成为文字狱,G点都在明清换代、满汉鼎革、华夷易位。如果这些被视为大逆不道,何以噶礼所谓的“金气”与“鸥盟”就毫无道理?倘如是,雍正、乾隆年间祸及多人的“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徐骏)、“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岂不全都背叛了康熙的临终嘱咐或政治交待?

 

陈鹏年能文善诗,其书法功底亦称精湛。“虎丘诗祸”化险为夷,玄烨命他将《虎丘诗》誊清上呈。陈鹏年恭奉圣谕,抄录成幅,并题跋记叙始末:“此余己丑作《虎丘诗》也。庚寅既解组,于辛卯岁,此诗得呈御览,几罹不测。荷蒙我皇上洞雪,于壬辰十月初六日宣示群臣,此二诗遂得流传中外,诚旷古奇遇也。因嘱书为志于此。仰见圣明鉴及幽微,兼志感泣于不朽云。”短短的题跋,出现了“四个年度”,即己丑、庚寅、辛卯、壬辰,这正是这场诗祸从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的全过程;“三句颂辞”,即“皇上洞雪”、“鉴及幽微”、“旷古奇遇”,一倾感恩戴德、歌功颂德之衷曲。《虎丘诗》轴为一幅书法精品,康熙御览后置于宫中,多年后下落不明。数百年后为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收藏。田家英自缢身亡后,其夫人已将其全部收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此即陈鹏年诗抄

 读了这段题跋有什么感觉?——陈鹏年幸亏遇到一个“旷古奇遇”的好皇帝。如果不是皇上对陈鹏年早有好感,如果不是皇上对噶礼早就厌恶,如果皇上不是玄烨而是弘历,虎丘诗祸还能逢凶化吉么?将国家前途、个人命运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近年网上的“开明专制”与“新权威主义”。好皇帝之靠不住,已为无数历史教训所昭示。此时此事的好皇帝,不能保证彼时彼地也是好皇帝,比如弘历的后期就与前期大不相同;这一代是好皇帝,也无法保证下一代也是好皇帝,开明的孙权不是也有孙皓这样的后裔么!“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P40)此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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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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