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敏感词

安立志

60寿辰之际，儿子给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并教我学会基本功能。仅只一年，我就感到了它的方便与有趣。科技进步使人年轻，至少心理上如此。学会用微信，又得陇望蜀，今年又注册微信公号。

不谦虚地说，我的工作生涯，从革命军人，到革命干部，全是“革命”生涯、“体制内”生涯、“政治正确”生涯，虽然年龄尚未“不逾矩”，至少思想上从“不逾矩”。不料，在向微信公号上传文件时，却被提示，文件中有“敏感词”。有“敏感词”，意味着内容反动，这可是大问题。至于是什么“敏感词”，是人名还是地名，是名词还是动词，却无提示，反正拒绝上传，只能上传失败。“敏感词”这东西，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古已有之”。“中国特色”的，太过奇特，让人感到孤独；“古已有之”的，步履拖沓，只会“克己复礼”。至少在朱明王朝，中国就有了“敏感词”。

朱元璋出身“淮右布衣”，当过乞丐，做过和尚，穷棒子造反，黄袍加身，成了皇帝，不过变换了大王旗。如同农民起义成事之后只会改朝换代，不可能建立宪政与共和一样，朱元璋登基，首先屠杀功臣，以免功高震主；接着废除丞相，以便大权独揽；然后控制文人，以免讪谤生事。控制文人的办法就是大兴文字狱，文字狱的开头就是“敏感词”。

中国历史上，出身寒微，参与起事，胜利后登上大位的颇有几个，黄巢、李自成昙花一现就不提了，真正坐稳江山的只有刘、朱、毛三人。刘邦登基后，面对着如何处理“功狗”与“功人”、“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的问题（《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P276、396），朱元璋同样如此，开始时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功狗”们不干了，他们挑拨道：“是，固然。但此辈善讥汕，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朱元璋说:“这个名字很好啊（此名甚美）！”“功狗”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士诚小人也”，的确出自《孟子》的《公孙丑下》，不过，搬来这里，只是不怀好意的挑拨离间。果然，大老粗出身的朱元璋，害怕被文人戏弄，“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明·沈节甫景明刻本《纪录汇编》卷一二九）

明初的文字狱，两条线作战，一条是从文人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周纳罗织，至于多少人死于文字狱，大概也创了纪录，此处略过不提；另一条是从请示、报告、贺词，包括感谢信、致敬电之类的官方公文中挑剔“敏感词”，史称“表笺之祸”。有个案例曾被广泛转引，“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P740）赵翼生活在清乾隆年间，他以《明初文字之祸》摘引这则史料之后，又列举了朱元璋一系列类似的“政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表》，以“睿性生知”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同上书，P740）

每一个案子中都有一个“诛”字，都意味着至少一颗人头落地，人头落地了还不知犯了什么忌讳。只能说，他们都犯了“拍马罪”。在这一点上，朱明王朝的确不如今天的“真理部”，打个“招呼”，不发文件、不发电报、不许录音、不许记录，虽然查无实据，但禁令明确，“勿谓言之不预也”。这些“敏感词”有多大罪过，何至于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明代史官黄景昉对部分“敏感词”作了诠释：“国初儒学官撰贺谢表笺，以嫌讳诛者，如曰‘作则’，嫌于‘贼’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盗’也；曰‘法坤’，嫌于‘发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类是。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国史唯疑》卷一，P11）

由“敏感词”引发的“表笺之祸”，令文臣、文吏提心吊胆，手中的毛笔如同地雷的触发引信，任何一个字都可能引爆雷区。黄景昉所谓“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之叹，似有切身之痛！每遇朝廷庆典、重大节日、皇帝赏赐，这感谢信、致敬电又不能不写，一旦动笔，不知哪个字会误触龙鳞，招来杀戮。正因如此，在经历了许多次的人头落地之后，“礼臣大惧，因（向皇帝）请曰：‘愚蒙不知忌讳，乞降表示。’帝因自为文式布天下。”（《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P61）朱元璋倒也体谅文臣的苦衷，颁布了《表笺定式》和《进贺表笺礼仪》，后又让翰林学士刘三吾等起草《庆贺谢恩表笺成式》，有了格式，有了范文，虽然公文变得千篇一律，毕竟不用再掉头流血。这种“定式”总比“真理部”的措施更地道，前者是告诉人们什么怎么做，后者只告诉人们什么不能做。在实践中，还是前者相对好把握。

大约在其下发的“表笺定式”中曾有规定，为了规避“敏感词”，要求所有公文用语，出之有据，引之有典。虽然这种做法助长了教条主义，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也算一种提醒，以免误入“雷区”。有一位张姓官员，曾在朝廷任“翰林编修”，只因心直口快，在中央机关混不下去，被贬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担任一名基层教育官员（正九品）。他按照惯例撰写了一份公文上报朝廷，朱元璋“御览”时，认识这个名字，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在朱元璋看来，这显然都是“敏感词”。朱元璋发怒道：“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即刻派人把张某抓来，皇上训斥道：“送法司问，汝更何说？”张某回答：“臣有一言，说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不是先师圣谕，就是经书语录，反倒将了朱元璋一军，皇上听完他的辩解，无奈地说：“这老东西嘴还挺硬（此老还嘴强）。”放去竟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国朝典故》，P1162、1163）意思是说，逃过明初文字狱的，只此一人。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令，统一思想，“敏感词”逐步由政府公文渗透到百姓生活。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一份诏令中指出：“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圣先贤、汉、唐、国、宝等字以为名字，宜禁革之。”（《明实录》卷五十二，P1011）礼部于是定议，“其名字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国号相犯者，悉令更之。”（同上书，P1012）如此以来，更改户口本、身份证、合同书等，可就成了大问题！还不止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已是执政晚期，他仍然对“敏感词”念兹在兹，要求礼部“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保、太师、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同上书，卷二三○，P3368）

“敏感词”说到底是精神禁忌。神经“敏感”、精神“禁忌”的只是权势者，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少关系。“敏感”累累，“禁忌”重重，只能说明心理虚弱。心理虚弱的权力，往往缺乏正当性。如果权力割断了合法来源，如果权力失去了制度制约，“敏感词”就会层出不穷。每当网络上某个猛人的名字只能用符号相隔离，意味着这个猛人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每当网络上出现“目田”这样的怪字眼，那意味着“自由”本身已被割下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