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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模为何被连夜撤销?

 

安立志

 

 

 

五月一日变成了三月五日,劳动者变成了雷锋,与每年三月五日才提起雷锋一样,每年五月一日才想起劳动者。

五一节前,北京召开大会,表彰全国劳模,就有官媒和惯打顺风旗的写手,高唱喜歌,又是七大常委悉数出席,又是表彰规格多年最高。

然而,对于全国的劳动者来说,这样的重视,似乎只体现了仪式性与周期性,而在每年五月一日之外的任何时间,在新闻联播这样的主流媒体中很难看到普通劳动者的身影。

 

 

大公网2015430日报道,18个“全国劳模”被连夜撤销。报道尽数列出了18人名单,其中有17人都是带有书记、主任、总裁、董事长、总师之类头衔的官员,只有一人标注为农民。说到底,又是领导干部惹的祸!

 

 

1990年起,我曾供职省总工会将近20年。劳模评选是政府委托工会承办,劳动奖章是工会独立评选。客观说来,在我们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工会是个冷衙门。然而,每年三、四月份,工会却成为热度很高的机关。一些市委书记、市长乃至更高的官员,或登门,或致电,找到工会,全力公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索要劳模名额,或者保住劳模名额。他们公关的目标很明确,百分之百是为当地老板来请托,却从来不会为任何一个一线劳动者做工作。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该企业是我们当地经济支柱啦、纳税大户啦,不一而足,其实因关乎政府脸面和政绩,是否与老板另有交易,不得而知。

 

 

“劳模”者,“劳动模范”之谓也。劳动模范亦即劳动者之特出者。在我们的官方文告里,劳动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正因如此,一些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CEO、主任、总裁,纡尊降贵,混迹于劳动者的荣誉圈,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他们也是劳动者。然而,在官方文件中,又特别强调劳模名额要向一线劳动者倾斜。这说明,劳动虽无贵贱之分,但有先后之别。

 

 

以劳动形态为标准,将整个人群划分为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那么,二者之外还有未被包括的群体么?看来是没有的。这就是说,二者的总和是周延的,完全覆盖了全部社会成员,因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无一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这样的说法,与官方学者在官方媒体强调“国内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http://news.youth.cn/sz/201409/t20140924_5775075.htm)的说法是什么关系呢?与以劳动形态划线不同,阶级斗争是以阶级划线的。斗争的双方,一方是无产阶级,一方是资产阶级。那么,在全部都是劳动者的社会里,要么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要么就要制造出新的资产阶级。那么,举国都是劳动者,谁是资产阶级呢?曾经作为党和军队高层领导同时又侵吞数以亿计的人民血汗的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们,他们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一定要主张阶级斗争,是将矛头指向他们,还是指向被他们压制的人民群众?

 

 

从企业的内外关系看问题,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构成产权关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构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双方,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简单说来,是投资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在市场经济发展几十年的今天,不要再说什么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没人相信巨贪的经营者与欠薪的农民工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从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以来,从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确立国际劳动节以来,五一节这个节日从根本上讲是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劳动者的,劳模这个称号从根本上讲也是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劳动者的。然而,在我国,作为劳动关系对立方的投资者(董事长、CEO、总经理),居然伸手抢夺原本属于劳动者的这点荣誉,这属于劳资合作还是阶级融合,的确是一个十分蹊跷的话题。

 

 

谈到工人阶级,想起一件往事。我曾在省级工会担任秘书长将近五年。有一年筹备五一表彰大会,省委一名工作人员说:“你们工会的会议张罗得很大。”我告诉他,“这不是工会的会议。”他似乎不解,我告诉他,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工人阶级。在我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被抬到云端的阶级。我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调查中发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说法,只能在党和工会的文件中才能找到,“主人翁”这个让许多工友感到尴尬的称号就连工会这几年也很少提到了。我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呢?他们似乎并没有体现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殿堂上,而是在工地上、在车间里、在矿井下……他们或者出现在下岗失业的大潮中,或者出现在讨薪无奈的塔吊上,或者出现在矿难事故的名单中,或者出现在风雪返乡的路途上。

 

 

在政治向左、经济向右的氛围里,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公私企业的老总们,他们深知“红帽子”的重要价值。全社会都是劳动者的逻辑,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钻营的条件与机会。在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官方舆论里,肩披一条党政高层授予的劳模绶带,胸佩一枚中央领导颁发的劳模勋章。这样的政治光环,是巨额资金打造的形象广告根本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老总一定争取获得称号,一定争取进京受奖(我也曾经协助他人做过类似工作),一定争取中央领导颁奖,而且专门雇请摄影师拍摄下与中央领导握手、合影的光荣一瞬,放大了的巨幅照片挂在宽敞的不像话的会议室里,从而成为该企业的政治资本。劳模目前是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含金量、含权量最高的政治荣誉。作为企业老总他们可能看不上百分之百的退休待遇,然而,已经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获得劳模称号,似乎就拿到了进入人大、政协的通行证,而这些又为该企业日后的合法经营、非法经营提供了护身符或保护层。

 

 

没有谁还会相信,“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正确体现。在我们这个有“社会”无“主义”的国家里,从无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从工人阶级变成劳动者,从劳动者变成打工者,似乎是人们普遍的观感与印象。在前几年招商引资的风潮中,共和国各级政权的领导者们,从来不会把工人阶级放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他们对乘坐豪华轿车、衣冠楚楚的外商、内商,高接远送、奉若贵宾(许多官员为老板积极争取劳模指标即为表现之一),他们眼中只有项目与资金,因为他们可以给当地官员带来税收、就业与政绩,却从来看不到活生生的劳动者。对于他们来说,劳动者的待遇如同地价、税收一样,是可以随意减免的优惠条件与投资环境。这些被地方官员视为活的“物化资本”的劳动者,工资低下、环境恶劣,即使发生恶性欠薪、频繁跳楼,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技校学生强制塞进血汗工厂进行职业实习。权力与资本的一体、官员与老板的联姻,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百弊丛生的一大诱因。正因如此,有人十分精准地指出,官员劳模(确切地说,是企业家劳模,是一个腐败比例最高的群体)。

 

 

光荣、崇高、伟大、美丽,这些词汇一旦附丽于劳动之上,即体现为一种观念与精神。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从宏观上考察劳动的地位,最方便的办法是考察一下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这项指标在经济学上叫做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考察一个国家劳动者经济利益体现程度的重要标志。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而在我国,分配率多年来徘徊在12%16%之间,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只在15%20%之间。(20101122日大众网)全国总工会20104月的调研显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2010521日中国经济网)数据来源差异,不妨碍社会现实趋同,即劳动地位的下降与资本、权力地位的上升。

 

十一

据说,树立劳模起源于苏联,是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出现的。在苏联,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劳动英雄)是斯达汉诺夫。7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组装的典型——斯达汉诺夫》(参见拙著《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集》,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P20),披露了这个典型的造假过程。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欧洲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然而,从来不曾听说过欧洲各国评选什么劳模。但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评选劳模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现象表面看起来是崇尚“榜样的力量无穷尽”,然而,榜样的作用从来不是单一向度的,正面的榜样是这样,负面的榜样同样如此。人们不仅要问,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是中国劳模与英雄辈出的年代,何以我国的经济竟然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何以我国的社会竟然十年动乱,道德沉沦?大公网报道如何撤销了18名劳模名单,只是说明在五天的公示程序中,出现了造假问题(事实上,每年都有一些企业高管冒充“一线职工”进入劳模评选名单,比如把董事长改为“高级工程师”、政工师之类)。在一个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社会中,劳模的榜样作用不是无穷尽的,而是十分有限的。何况劳模光环的终身制已经带来诸多弊端。我以为,现在不是通过什么程序保证评选质量的问题,而是评选劳模这种机制本身才是值得研究的。

 

十二

 

北京会议上终于又传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声音。然而,在毕福剑事件中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在一些人看来,仍然认为社会财富是官员创造的,劳动者是官员养活的。他们无视改革开放30多年只因部分减少了行政干预、只因部分解除了行政枷锁,只因部分归还了民众权利,高速铁路、高层建筑、立交桥、核电站,迅速崛起在祖国大地上。这使我想起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举措。20091216日,该周刊将“中国工人”这个群体作为年度人物荣登亚军位置,引起了世界的热议与国人的意外。《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提到“中国工人”的上榜理由时说:“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对此点评说,“是中国工人撑起了中国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国媒体赞扬他们,中国政府应该牢记工人才是经济的支柱。没有他们,中国不能阔步前进;有了他们,世界才会感激中国。”

行文至此,笔者以《国际歌》的歌词作结: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那么,谁是当今的“寄生虫”和“毒蛇猛兽”,是谁“吃尽了我们的血肉”,我以为正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谷俊生之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腐败顺应了党心和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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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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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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