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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乌合之众》

周作人与《乌合之众》

文 \安立志

 周作人较早接触《乌合之众》,一生害怕群众运动,两者之间不排除存在某些关联。

(青年周作人)

1900年义和拳肆虐京都,周树人(鲁迅)时年19岁,周作人15岁,他们都在南京上学,远离京城,对义和拳这类的群众运动没有切身感受。周作人回忆义和拳时这样说,“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这影响不怎么大。”(《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页50)如果说周树人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群众的负面看法来自尼采的话,周作人对群体运动的负面看法主要来自勒庞。

如同鲁迅致力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周作人也承认,他“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108-109)时在1925年。文中的“吕滂”是勒庞的又一音译,《群众心理》则是《乌合之众》的早期译名。

1927年前后,中国南方发生了“痞子运动”,周氏兄弟已是文化名人,他们的生活背景主要在大学与文化圈,自然对“痞子运动”隔膜甚深,至少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见提起。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立场逐渐左倾,从进化论转到了阶级论,1930年代初期成了左翼文艺盟主之后,大量撰写歌颂苏俄的作品,这一立场至死不渝。同期的周作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一改五四时期与其兄同样的慷慨激昂、汪洋恣肆的笔锋,转而追求隐逸平和,冲淡消遣的况味,谈论古书,啜饮苦茶。然而,他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仍然抱持勒庞的论点。

1927年11月,他在《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一部是法国吕滂(G·Le Bon)著《群众心理》……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74)

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期间,沦为文化汉奸。新政权建立后,经毛、周二人批准,发挥其长处,又做了十多年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工作,卓有成就。他曾这样写道:“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自传·知堂回想录》,页347)这说明,直到政权更迭之后,他对群众运动始终存在忧惧心理。

周作人对《乌合之众》描述的群体活动之忧惧由来已久,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反映。1919年1月,他写了一首新诗——《小河》,诗中的意象“河水”、“石堰”、“桑树”、“虾蟆”,都是社会和文化的隐喻。河床里的河水平稳流动,是正常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一旦洪水泛滥,就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河畔的桑树、虾蟆都要遭殃。群众是各类运动的主体,群众运动一旦爆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就会受到冲击,以致丧失殆尽。周作人对各种“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始终感到忧虑与恐惧。周作人回忆道:“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之中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就是那篇小河。”他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他庆幸地说,那些中国旧诗人“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自传·周作人回想录》,页347)他还为他的预见性而欣慰,他没有预见到这“将来的忧虑”竟是谶语。

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周作人写过一组短诗,其中的“第十五首,情调与小河最是相近”,内中有句:“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大水云”即“大洪水”。周作人回忆说:“这是1942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放。”(同上书,页348)不知这些话是否言不由衷。

这位深受勒庞影响、从五四运动就对群众运动心存戒惧的文化老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感受到群众运动的凛冽。1966年狂飙骤起,已是耄耋老人的周作人,不仅终生珍爱的书籍被抄没,而且遭到小将们皮带、棍棒的毒打,诸般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曾向派出所申请安眠药以求安乐死而未获准),终于领略到乌合之众的巨大危害性。与此同时,其兄鲁迅却如日中天,《全集》在书店与领袖著作同台销售,单行本一版再版,成为革命大批判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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