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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率先提出“真理标准”

“真理标准”是简称,完整的表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那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标题。

众所周知,真理标准讨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奏与先声。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才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从而启动了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

“真理标准”的讨论由一篇文章而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于1977年9月投稿《光明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受到报社重视,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重视与主导之下,由《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几名理论工作者对文章进行修改充实,由胡耀邦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标题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一块石头投进“文革”结束后禁区密布、余悸浓重的死水潭中,一时激起了重大的理论与政治波澜。作为其实践效应,禁区冲开了,枷锁砸烂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冰封的大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一模一样的、完整现成的表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分别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实践论》中的片断论述。作者根据这些“曾经指出”,从而“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55)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663)而这就是当初的理论依据,作者甚至从“只有”推理出了这个“唯一”。

 

从今天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种理论概括,作为一种确定表述,谈到它的出处,只能说它诞生于1978年5月,就在《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中。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由此上溯60年,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思想表述。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都有重要影响。在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灭亡的前夜,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项目。在美学习期间,师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于是实验主义成为其一生信奉的方法论,从而成为这种哲学在我国的代表人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实践”,一是“真理”。胡适是怎样看待真理的呢?他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09)从其字面表达的思想来看,动乱与浩劫年代的“真理观”与“顶峰论”,显然与胡适50多年前的认识论格格不入。

如何“研究”、通过什么方式“研究”真理呢?这是如何看待“实践”的问题。胡适的方式是实验主义,他把实验主义分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而“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文集》第2卷,页280)他这“三件事”,第一件可以看作原则,即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第二件事可以看作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显然不能兼容。第三件事可以看作途径。如何鉴别真理呢?——“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句话是否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相似?从其阐述的过程来看,二者之间的含义,从根本看是一致的。要知道,这句话见于1921年7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的第13号《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比“真理标准”的讨论,整整早了57年。事实上,他在1919年还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1978年,在时人眼里,‘两个凡是’不就是这样的‘真理’么?——笔者注);……”(《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80)应当指出的是,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实验”是否就是“实践”?“试金石”是否就等于“标准”?

 

这个问题是胡适自己解决的。胡适指出:“‘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文集》第1卷,页318)他甚至将这种方法论归纳为一个公式,那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羡林先生评价道,“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胡适全集》序)这个评价有高度,也很公允。

 

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如何?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多大区别?的确,只多了“证明才”三个字!然而,这会导致精神实质的分歧么?显然不会。

胡适这段话出自《胡适口述自传》一书。这部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的16次正式录音整理而成,因此这句话应当视为胡适本人的言论。胡适回忆道:“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决定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了。在我还没有写出几首白话诗之前,我已决定把我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了。这个诗集的名字也明显的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接下来就是前面摘引的那句话。胡适尝试写作白话诗始于1916年,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于1920年出版。这说明,胡适关于“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不晚于1920年。

 

胡适这个人物很复杂,他信奉实验主义,不相信唯物辩证法;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未加入国民党;他“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季羡林语)。因此,因人废言是不对的。不过,根据胡适的“真理标准”至少可以指出四点:一,胡适率先提出了“真理标准”。从这一思想发表和问世的时间看,显然胡适的“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领先、更超前。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唯一依据,也只是这个表述的发表时间。二,由于胡适早年离开中国大陆,1950年代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他的论著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作为改革开放前奏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存在什么联系,至多可以视为暗合或巧合。三、胡适的观点显然与大陆官方六七十年代的“一句顶一万句”、“顶峰论”格格不入。四、但却完全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路线,特别与讨论“真理标准”与批评“两个凡是”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比如春秋时期的儒、法、墨、道各家,它们之间并不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政治敌对关系,而是相互并存、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思想文化关系。人们常常把春秋时期的思想界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实这一状态也可用来描述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却从费尔巴哈哲学中萃取了唯物论的精华,从黑格尔哲学中提炼了辩证法的成份。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当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并非截然对立关系,更不是政治敌对关系。在思想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迸发出“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相同的思想火花,当然是罕见的、偶然的,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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