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是简称，完整的表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那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标题。

众所周知，真理标准讨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奏与先声。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才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从而启动了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

“真理标准”的讨论由一篇文章而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于1977年9月投稿《光明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受到报社重视，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重视与主导之下，由《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几名理论工作者对文章进行修改充实，由胡耀邦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标题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一块石头投进“文革”结束后禁区密布、余悸浓重的死水潭中，一时激起了重大的理论与政治波澜。作为其实践效应，禁区冲开了，枷锁砸烂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冰封的大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一模一样的、完整现成的表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分别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实践论》中的片断论述。作者根据这些“曾经指出”，从而“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55）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663）而这就是当初的理论依据，作者甚至从“只有”推理出了这个“唯一”。

从今天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种理论概括，作为一种确定表述，谈到它的出处，只能说它诞生于1978年5月，就在《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中。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由此上溯60年，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思想表述。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都有重要影响。在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灭亡的前夜，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项目。在美学习期间，师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于是实验主义成为其一生信奉的方法论，从而成为这种哲学在我国的代表人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实践”，一是“真理”。胡适是怎样看待真理的呢？他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09）从其字面表达的思想来看，动乱与浩劫年代的“真理观”与“顶峰论”，显然与胡适50多年前的认识论格格不入。

如何“研究”、通过什么方式“研究”真理呢？这是如何看待“实践”的问题。胡适的方式是实验主义，他把实验主义分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而“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文集》第2卷，页280）他这“三件事”，第一件可以看作原则，即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第二件事可以看作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显然不能兼容。第三件事可以看作途径。如何鉴别真理呢？——“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句话是否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相似？从其阐述的过程来看，二者之间的含义，从根本看是一致的。要知道，这句话见于1921年7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的第13号《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比“真理标准”的讨论，整整早了57年。事实上，他在1919年还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1978年，在时人眼里，‘两个凡是’不就是这样的‘真理’么？——笔者注）；……”（《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80）应当指出的是，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实验”是否就是“实践”？“试金石”是否就等于“标准”？

这个问题是胡适自己解决的。胡适指出：“‘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文集》第1卷，页318）他甚至将这种方法论归纳为一个公式，那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羡林先生评价道，“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胡适全集》序）这个评价有高度，也很公允。

“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如何？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多大区别？的确，只多了“证明才”三个字！然而，这会导致精神实质的分歧么？显然不会。

胡适这段话出自《胡适口述自传》一书。这部自传是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的16次正式录音整理而成，因此这句话应当视为胡适本人的言论。胡适回忆道：“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决定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了。在我还没有写出几首白话诗之前，我已决定把我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了。这个诗集的名字也明显的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接下来就是前面摘引的那句话。胡适尝试写作白话诗始于1916年，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于1920年出版。这说明，胡适关于“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不晚于1920年。

胡适这个人物很复杂，他信奉实验主义，不相信唯物辩证法；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未加入国民党；他“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季羡林语）。因此，因人废言是不对的。不过，根据胡适的“真理标准”至少可以指出四点：一，胡适率先提出了“真理标准”。从这一思想发表和问世的时间看，显然胡适的“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领先、更超前。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唯一依据，也只是这个表述的发表时间。二，由于胡适早年离开中国大陆，1950年代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他的论著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作为改革开放前奏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存在什么联系，至多可以视为暗合或巧合。三、胡适的观点显然与大陆官方六七十年代的“一句顶一万句”、“顶峰论”格格不入。四、但却完全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路线，特别与讨论“真理标准”与批评“两个凡是”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比如春秋时期的儒、法、墨、道各家，它们之间并不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政治敌对关系，而是相互并存、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思想文化关系。人们常常把春秋时期的思想界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实这一状态也可用来描述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却从费尔巴哈哲学中萃取了唯物论的精华，从黑格尔哲学中提炼了辩证法的成份。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当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并非截然对立关系，更不是政治敌对关系。在思想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迸发出“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相同的思想火花，当然是罕见的、偶然的，但并非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