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子产  两番言行

安立志

曾读过《子产的善政》一文，偶翻闲书，看到另外一些史料，一个子产，判若两人。

鲁迅谓二十四史是“相斫史”，是“独夫的家谱”（《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7），并不尽然。悠悠5000年中国史，如果只是“吃人史”、“相斫史”，哪来璀璨的古代文明。历代的御用文人竭力粉饰王朝的皇权统治，美化帝王的文治武功，涂抹在竹帛上的笔墨，难免会记录下一些虽非“善政”亦非“恶政”的史实，也许由于价值差异，时空错位，或歪打正着，多少有些价值罢了。

春秋时迁都后的郑国，不过今日郑州附近之一隅，且夹于晋楚两强之间，国际环境十分困顿。子产成为郑国的相国，不毁乡校一节，只是其应对舆情之一面。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2年。子产拒绝了然明拆毁乡校的建议，以此体现了一个执政者重视社情民意的政治胸襟。为了叙述方便，原文抄录如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春秋左传注（修订版）》下册，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90年，页1192）

子产这段议论，有三句话特别精辟，一是百姓“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大概是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这与邓小平强调的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决策方针是一致的。二是“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讲的是消除“民怨”的途径和方式。“忠善”的方式是“说理”的方式，“以人为本”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作威”的方式是“强制”的方式，“权力至上”的方式，“解决‘问题人’”的方式。三是对待民意，犹如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措词是否很熟悉？这话正是来自“周厉王弭谤”那段史实。巧了，郑国的首任国君郑桓公恰恰就是周厉王之子。子产作为相国，大概不会忘记这段本国历史。

子产这段佳话在历代“资治”的著作中多有提及，甚至孔夫子也评价甚高。不过，当时孔子只有10岁，他的评价是他人伪托，还是后来追记，不得而知。后来有人将此作为郑国曾经言论自由的佳话加以推崇。然而，这样的佳话，与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毕竟不可同日而语。黎澍先生的《言论自由古史辨》发表于1945年，对古代的类似事件作过评论，他认为，“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不但没有产生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也没有存在过类似言论自由的事实。”（《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35）尽管如此，在2500多年前的古代，一个当政官员，把给当局提意见的百姓当作老师（“是吾师也”），把百姓的意见当作药品（“吾闻而药之也”），毕竟十分难得。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发生在郑简公二十四年。郑国还是那个郑国，子产还是那个子产，四年之后（公元前538年），却爆发了强烈的民怨：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下册，页1254-1255）

一项决策，一起风波。这项决策是子产的“作丘赋”，其实是一项税收政策。由于其加重了国人负担，当然引起了国人不满。此时的民怨已经不是乡校对时政的“议”，而是国人对相国的“谤”，子产父子两代都遭到民众唾骂与诅咒，原因很简单，子产的“重赋毒害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子产的三点反应：一是决策依据。他宣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自古以来的统治者，为政决策往往打着为了社稷，出以公心的旗号，再悲惨、再邪恶的结局，也会把动机打扮得公正长远。二是权力傲慢。在自我标榜的同时，子产表现出十足的权力傲慢，“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焉”，最豪横的是这一句，“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即百姓不可放纵，决策不可更改，决心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此时的子产，如同换了一个人，四年前“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三是一意孤行。郑国大夫子宽就此提出批评，制订法令不厚道，后果尚且贪婪；制定法令存贪念，后果将会怎样？……决策不遵法度，放任长官意志。人心各有不同，谁还尊重上级？然而，这些话如东风过马耳，子产并不回应。

子产作为春秋时的政治家已载入史册，不毁乡校一节，作为一项善政，其嘉言懿行流传后世。唐代大儒韩愈甚至作《子产不毁乡校颂》专门歌之颂之。（《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67）这则史实至今仍广泛见于各类文集与教材之中。然而，《郑子产作丘赋》却少有人提起。当然有人曲为之辩，道是“春秋之世，兵革数兴，郑在晋、楚之间，尤当其剧。”如不加重赋敛，“岂得全无赋乎？”内政外交需要钱啊！不过，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子产于牛马之外，别赋其田”，“一丘出两丘之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203）这显然罔顾民生的苛政，而“苛政猛于虎”，则是孔子后来的总结。且不说子产的无视民意、权力傲慢、刚愎自用，仅就加重税赋，激起民怨本身，至少不是一桩善政或仁政。

两个事件，相隔四年，诚如黎澍先生所说，子产不毁乡校，不过是耍点惠而不费的小手段，装出尊重民意，沽名钓誉而已。其实在古代对于子产的评价也是多元的，比如，孟子说过，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离娄（下）》），苏轼也说子产“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三苏全书》第三册《论语说》，语文出版社，2001年，页237）正因如此，我在早前的文章中曾经写道，在古墓葬、线装书中寻觅当代文明的因子是徒劳的，历史只是前人的记录，并不具有多少“为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