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由来

安立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晚清70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反复上演，前者是行为，后者是结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通常指本国百姓）”，大概算指导方针吧。

（梁启超）

不太熟悉近代史的人们通常认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慈禧太后的最高指示，其实不然。笔者俭学，这“八字方针”不载于史籍，近似的说法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朋友谓於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戊戌政变记》卷四，页14）梁文表述明确，说者乃刚毅而非慈禧，只不过“朋友”隐含了“友邦”（俄国），“家奴”特指了“汉人”，总体意思是不差的。

《戊戌政变记》撰于戊戌变法当年，即1898年。梁启超文名盛极一时，他人的类似表述，是引用还是独创，殊难分辨。1903年，反满革命家邹容撰文称，“此满洲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6）这个表述与那“八字方针”只几字之差，版权却从刚毅转为荣禄。同年九月，孙中山笔下引文有“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1）文中只称“满人又曰”，主体并不明确，且语序与邹容有异，且孙文中“强邻”取代了“友邦”，“家贼”替换了“家奴”。当年晚些时候，青年革命家陈天华的《警世钟》也有“怎奈他拿定‘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主意。”（《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70）“赠”“送”含义同，不同点是，直接挑明了“赠”“送”的客体是“天下”，在古代中国，“天下”者，“国家”也，“送天下”也就是“卖国”的同义语。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年记录当年事，按说不会有误。然而，20年后，他却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38）梁先生很坦承，作为当事人与亲历者，自己所作史料的真实性，本人都没有了信心，何以故？“感情作用所支配”也。当代修史或曰当事（世）者修史，之所以不可信，即此之谓。这也是许多自传或回忆录难为信史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既然坦诚《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自然也不好单单强调关于刚毅的记述是真实的。刚毅曾任清廷的大学士、吏部尚书，当时极力反对戊戌变法，两年后大力支持义和团，并担任义和团的统帅。这样一个守旧排外的满族官僚，不仅不会制订这样的方针，他也不具备“送天下”给“友邦”或“朋友”的地位和权力。卖国也是需要资格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卖国的。动辄指人卖国，非蠢即坏。

谈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往往想起另一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人将其并列，统称清廷卖国之方针。其实彼此很不相同。正如前述，前者的版权归属，且不说是刚毅还是荣禄，就是史籍出处也难以确定；后者则有史可征，著作权人乃慈禧无疑，此语出于她正式下达的“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45）前者客体（指领土、白银或百姓）模糊，主体却有两个——“友邦”、“家奴”。隐义是，对于“友邦”（外国），无论领土、白银还是百姓，都可以“赠送”，但不能给予“家奴”。后者主体单一，即“与国”（参与围殴清廷的11国）；客体确定——“物力”（看来不含领土）。意思是说，只要能讨得“与国”的“欢心”，“中华”的任何“物力”都可奉送。的确，这两条都是卖国方针，前者更主动、更全面；后者更具体、更明确。前者明确把“家奴”排除在外，后者则无视“家奴”之存在。当今有“美国优先”，晚清有“外国优先”——无视本国百姓之需要，所有资源专为外国所准备。

邹容在“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后文，激愤地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这里的“家奴”是指满清统治阶层）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他又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的前文抨击清廷：“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3、26）他们对国家领土和资源的出卖也许是被动的、无奈的，他们从来不会向“家奴”公布他们的卖国勾当，其私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自身权位的稳定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机器及其官吏，是人民的纳税养活的。在当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同人民商量，不顾人民需求，未经人民授权，把国家的领土和资源，任意割让，任意转赠，这在“春秋无义战”的年代才会发生。逮至近代，晚清的腐败无能屡爆新低，1840年以来，清廷之于外国，割地之广，赔款之巨，令人瞠目，而这其中的交易都是清廷与外国之间的私相授受。

当代国家，是由主权、领土、人民构成的。在他们眼里，领土可以割让，百姓可以转送，资源可以任取，只要保住主权（只是确指他们的皇位）就行。台澎诸岛割让日本，台湾同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皇民化洗脑过程。外东北割让俄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被屠戮殆尽。在满清朝廷眼里，防范百姓胜过防范外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十余年里清廷以倾国之力剿除太平军，甚至在俄国觊觎东北之际，咸丰还从东北边境调兵保卫京城。英法联军仅以少量炮舰与军队，就攻占了北京；而沙皇俄国只用威胁与讹诈，就吞并了中国东北的百万领土。在清廷看来，百姓起义，威胁的是他们的皇权，这是不能容忍的；外国侵略，付出的不过领土与白银，如同皇室的私有之物。这就是统治者的天平，也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