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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由来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由来

 

安立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晚清70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反复上演,前者是行为,后者是结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通常指本国百姓)”,大概算指导方针吧。

(梁启超)

 

不太熟悉近代史的人们通常认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慈禧太后的最高指示,其实不然。笔者俭学,这“八字方针”不载于史籍,近似的说法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朋友於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戊戌政变记卷四,页14梁文表述明确,说者乃刚毅而非慈禧,只不过“朋友”隐含了“友邦”(俄国),“家奴”特指了“汉人”,总体意思是不差的。

戊戌政变记撰于戊戌变法当年,即1898年。梁启超文名盛极一时,他人的类似表述,是引用还是独创,殊难分辨。1903年,反满革命家邹容撰文称,“此满洲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6这个表述与那“八字方针”只几字之差,版权却从刚毅转为荣禄。同年九月,孙中山笔下引文有“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1)文中只称“满人又曰”,主体并不明确,且语序与邹容有异,且孙文中“强邻”取代了“友邦”,“家贼”替换了“家奴”。当年晚些时候,青年革命家陈天华《警世钟》也有怎奈他拿定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主意。”(《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70“赠”“送”含义同,不同点是,直接挑明了“赠”“送”的客体是“天下”,在古代中国,“天下”者,“国家”也,“送天下”也就是“卖国”的同义语。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年记录当年事,按说不会有误。然而,20年后,他却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不敢自承,何则感情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38梁先生很坦承,作为当事人与亲历者,自己所作史料的真实性,本人都没有了信心,何以故?感情用所支配”也。当代修史或曰当事(世)者修史,之所以不可信,即此之谓。这也是许多自传或回忆录难为信史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既然坦诚《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自然也不好单单强调关于刚毅的记述是真实的。刚毅曾任清廷的大学士、吏部尚书,当时极力反对戊戌变法,两年后大力支持义和团,并担任义和团的统帅。这样一个守旧排外的满族官僚,不仅不会制订这样的方针,他也不具备“送天下”给“友邦”或“朋友”的地位和权力。卖国也是需要资格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卖国的。动辄指人卖国,非蠢即坏。

谈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往往想起另一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人将其并列,统称清廷卖国之方针。其实彼此很不相同。正如前述,前者的版权归属,且不说是刚毅还是荣禄,就是史籍出处也难以确定;后者则有史可征,著作权人乃慈禧无疑,此语出于她正式下达的“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45)前者客体(指领土、白银或百姓)模糊,主体却有两个——“友邦”、“家奴”。隐义是,对于“友邦”(外国),无论领土、白银还是百姓,都可以“赠送”,但不能给予“家奴”。后者主体单一,即“与国”(参与围殴清廷的11国);客体确定——“物力”(看来不含领土)。意思是说,只要能讨得“与国”的“欢心”,“中华”的任何“物力”都可奉送。的确,这两条都是卖国方针,前者更主动、更全面;后者更具体、更明确。前者明确把“家奴”排除在外,后者则无视“家奴”之存在。当今有“美国优先”,晚清有“外国优先”——无视本国百姓之需要,所有资源专为外国所准备。

 

邹容在“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后文,激愤地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这里的“家奴”是指满清统治阶层)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他又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的前文抨击清廷:“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3、26)他们对国家领土和资源的出卖也许是被动的、无奈的,他们从来不会向“家奴”公布他们的卖国勾当,其私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自身权位的稳定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机器及其官吏,是人民的纳税养活的。在当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同人民商量,不顾人民需求,未经人民授权,把国家的领土和资源,任意割让,任意转赠,这在“春秋无义战”的年代才会发生。逮至近代,晚清的腐败无能屡爆新低,1840年以来,清廷之于外国,割地之广,赔款之巨,令人瞠目,而这其中的交易都是清廷与外国之间的私相授受。

当代国家,是由主权、领土、人民构成的。在他们眼里,领土可以割让,百姓可以转送,资源可以任取,只要保住主权(只是确指他们的皇位)就行。台澎诸岛割让日本,台湾同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皇民化洗脑过程。外东北割让俄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被屠戮殆尽。在满清朝廷眼里,防范百姓胜过防范外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十余年里清廷以倾国之力剿除太平军,甚至在俄国觊觎东北之际,咸丰还从东北边境调兵保卫京城。英法联军仅以少量炮舰与军队,就攻占了北京;而沙皇俄国只用威胁与讹诈,就吞并了中国东北的百万领土。在清廷看来,百姓起义,威胁的是他们的皇权,这是不能容忍的;外国侵略,付出的不过领土与白银,如同皇室的私有之物。这就是统治者的天平,也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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