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杀的那些人

安立志

庚子年流年不利，近代以来几个庚子年都是如此。庚子年后是辛丑年，庚子年大凶，不等于辛丑年大吉； 告别庚子年的“山重水复”，也不意味着辛丑年的“柳暗花明”。庚子年，帝国首都惨遭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蹂躏，辛丑年更惨，《辛丑条约》几乎把大清国拖进殖民地。决策者一步臭棋，致使国权尽失，全民遭殃。

不过，这怪不得别人，慈禧太后本人就是决策者，因果报应而已。镇压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皇帝，老太婆位尊而权重，权重而锋利，20世纪的头两年，她就杀了两拨人。

慈禧太后的杀人，与应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略决策有关，她杀的第一拨人，是其战略决策的反对者；她杀的第二拨人，则是其战略决策的拥戴者。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竟然狂妄地向全世界宣战，确切点说，是向在华的11个东西方强国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试图一战而“翦彼凶焰，张我国威”（《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95），可谓豪情万丈，气壮山河。唐德刚说，慈禧太后甫一下达宣战诏书，就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其实不然，她其实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唐德刚的话比较文明，说她“一诏战天下”，“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93），信之矣！

她的宣战，只是歇斯底里，外强中干，完全丧失了理智，她没有核平东京、轰炸伦敦的实力，也没有血洗华盛顿、踏平莫斯科的本事，只能在国门之内对外国教堂、外国使馆虚张声势。慈禧太后对付外国势力束手无策，外国使馆、外国教堂长达月余也没攻下来，倒是在庙堂之上找到了“敌对势力”。

第一拨死在慈禧太后刀下的五个人，是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他们五人是其战略决策的反对者。在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战之际，这五人以其国际视野与政治眼界，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落后的满清帝国，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甚至攻击各国使馆和教堂，必然引起各国列强的强烈报复，其后果是清廷无法承受的，也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妄之灾。他们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面折廷争，试图劝阻慈禧太后的鲁莽行为。尽管这个老太婆对世界局势、国际成例懵懂无知，然而她却权倾天下，一言九鼎。宣战前虽然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她怎么可能容忍奴才们妄议大局。为了挽救大清之既倒，这几位清醒之士毕竟把忠贞之言讲了出来。你不是赞赏拳匪的“灭洋”之举么？袁昶、许景澄指出，“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65），你不是要攻打外国使馆么？许景澄奏称，“春秋之义，不戮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义。”（《清史稿》卷466，中华书局，1977年，页12761）你不是向世界宣战么？联元指出，“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同上书，页12764）袁昶则奏称，“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页163）这的确应了许景澄的预言，把外国使馆作为攻击目标，可“为千古未有之奇事”，这样的鲁莽行径，“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同上书，页163）

杀害这五人分两批，袁昶、许景澄被杀在当年七月初三（6月21日），此时八国联军已攻陷天津，沙俄军队已侵入我国东北，且已在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对我国居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周后（七月十七日）徐用仪、联元、立山被杀。三天后（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个外强中干的母战狼拉着她的儿皇帝凌晨出宫仓皇出逃。

慈禧太后杀的第二拨人与她对义和团的变脸有关。这个老太婆20天前还称义和团是“义民”“义勇”，并“赏银10万两，共建殊勋”。八月十四日，她却下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刬除不可。”（《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页752）这个“定于一尊”的老太婆，在京城沦陷之际，早已忘记了宣战诏令中的凌云豪气与气吞山河，仓皇逃亡的她，惶惶如丧家之犬，丢掉了首都、撇下了臣民，逃到远离京城的西安发号施令。在外国列强和地方权臣的压力之下，慈禧太后为保住自己的脑袋和权力，开始对她那些忠诚的奴才（其中有多名皇族皇亲）大开杀戒。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2月21日）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身故，均被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应当指出的是，这第二拨被杀的官员，从副国级到省部级，大都位高权重，他们都是慈禧太后战略决策的积极拥戴者与忠实执行者。李秉衡海口浪言，好为高论，率团（义和团）出征，在区区两万八国联军的攻势前，不堪一击，兵败京郊，自杀身亡。徐桐是顽固守旧的化石级人物，逢洋必反，视拳如亲，京城沦陷之际，他却惊慌失措，悬梁自尽。即使李秉衡、徐桐一命呜乎，仍未能逃脱惩罚，被追夺原官，革去恤典，几乎掘墓鞭尸。最恶劣的当属毓贤，义和团的坐大成灾，与其任职山东时的怂恿支持有关。调任山西后，他又动用公权力大批屠杀洋人。他被流放新疆途中，诏令追到兰州，被就地正法。载勋是义和团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他曾下达“杀洋令”，明令如下赏格，“杀洋人一赏五十两（白银）；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842）外国人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头有奖，创下了20世纪第一年野蛮排外的残酷纪录，最终被赐自尽。更为重要的则是时任皇储之父、端郡王载漪，杀害德日使馆官员，攻击西什库教堂、炮击东交民巷使馆，都是他的主谋。只因他的皇族身份，才免于一死，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慈禧太后杀害反对派，似在情理之中，杀害支持者就不可理解了。慈禧作为一个权欲熏心的老太婆，无论她屠杀哪些人，一个“权”字才是真正的密钥，她的任何邪恶决策都是以手中权力为半径的。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外侮相迫，亡国日亟，在国运危机之下，清廷朝野决意改革，这就有了戊戌变法。慈禧太后担心其大权旁落，镇压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皇帝。嗣后，她通缉逃亡海外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剥夺光绪皇帝的权力，私自定下皇帝接班人（为废除光绪皇帝作准备，此即为“己亥建储”）。但在此两事上，前者得到列强的庇护，后者遭到列强的反对。慈禧对列强的怨恨由此而生。端郡王载漪为了能让其子早日登基，意欲借助义和团的神功闹事，以便乱中夺权，早日当上太上皇。为达此目的，他使用“蒋干盗书”之计，伪造列强照会，要求慈禧归政，以剥夺其垂帘之权。而这一条恰恰戳中慈禧太后的心病。恼怒之下，她即下诏对列强宣战。她杀的第一拨人，就是对外宣战的反对者。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向全世界宣战，到当年8月15日（七月二十一日）京城陷落，总共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惩办凶犯。慈禧太后自知罪责难逃，她在逃亡途中即开始了一系列“甩锅”表演，一是归罪于义和团，二是归罪于大小臣工。实在糊弄不过去，就要求谈判大臣除了不能答应“万难应允之事”或“必不可行之事”（慈禧颇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才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全部接受外国人的要求，惩办了“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朝廷高级官员。当她看到谈判“大纲”惩凶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凤颜大悦，喜出望外，“谦逊”地说：“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至于向各国赔付巨款，她丝毫不在乎，甚至留下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史编年》第12卷，页241）中国北方在经过这场空前浩劫之后，这个罪恶昭彰的老太婆毫发无损，仍然控制着满清政局，而她那些拥戴者与支持者却成了血染砧板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