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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慈禧太后杀的那些人

慈禧太后杀的那些人

 

安立志

 

庚子年流年不利,近代以来几个庚子年都是如此。庚子年后是辛丑年,庚子年大凶,不等于辛丑年大吉; 告别庚子年的山重水复不意味着辛丑年柳暗花明。庚子年,帝国首都惨遭义和团八国联军蹂躏辛丑年更惨,《辛丑条约》几乎把大清国拖进殖民地决策者一步臭棋,致使国权尽失,全民遭殃。

过,这怪不得别人,慈禧太后本人就是决策者,因果报应而已。镇压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皇帝,老太婆位尊而权重,权重而锋利,20世纪的头两年,她就杀了两拨人。

 

慈禧太后的杀人,与应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略决策有关,她杀的第一拨人,是其战略决策的反对者;她杀的第二拨人,则是其战略决策的拥戴者。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竟然狂妄地全世界宣战,确切点说,是向在华的11个东西方强国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试图一战而“翦彼凶焰,张我国威”(《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95),可谓豪情万丈,气壮山河。唐德刚说,慈禧太后甫一下达宣战诏书,就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其实不然,她其实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唐德刚的话比较文明,说她“一诏战天下”,“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93),信之矣!

她的宣战,只是歇斯底里,外强中干,完全丧失了理智,她没有核平东京、轰炸伦敦的实力,也没有血洗华盛顿、踏平莫斯科的本事,只能在国门之内对外国教堂、外国使馆虚张声势。慈禧太后对付外国势力束手无策,外国使馆、外国教堂长达月余也没攻下来,倒是在庙堂之上找到了“敌对势力”。

 

第一拨死在慈禧太后刀下的五个人,是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他们五人是其战略决策的反对者。在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战之际,这五人以其国际视野与政治眼界,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落后的满清帝国,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甚至攻击各国使馆和教堂,必然引起各国列强的强烈报复,其后果是清廷无法承受的,也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妄之灾。他们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面折廷争,试图劝阻慈禧太后的鲁莽行为。尽管这个老太婆对世界局势、国际成例懵懂无知,然而她却权倾天下,一言九鼎。宣战前虽然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她怎么可能容忍奴才们妄议大局。为了挽救大清之既倒,这几位清醒之士毕竟把忠贞之言讲了出来。你不是赞赏拳匪的“灭洋”之举么?袁昶、许景澄指出,“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65),你不是要攻打外国使馆么?许景澄奏称,“春秋之义,不戮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义。”(《清史稿》卷466,中华书局,1977年,页12761)你不是向世界宣战么?联元指出,“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同上书,页12764)袁昶则奏称,“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页163)这的确应了许景澄的预言,把外国使馆作为攻击目标,可“为千古未有之奇事”,这样的鲁莽行径,“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同上书,页163)

 

杀害这五人分两批,袁昶、许景澄被杀在当年七月初三(6月21日),此时八国联军已攻陷天津,沙俄军队已侵入我国东北,且已在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对我国居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周后(七月十七日)徐用仪、联元、立山被杀。三天后(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个外强中干的母战狼拉着她的儿皇帝凌晨出宫仓皇出逃。

 

慈禧太后杀的第二拨人与她对义和团的变脸有关。这个老太婆20天前还称义和团是“义民”“义勇”,并“赏银10万两,共建殊勋”。八月十四日,她却下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刬除不可。”(《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页752)这个“定于一尊”的老太婆,在京城沦陷之际,早已忘记了宣战诏令中的凌云豪气与气吞山河,仓皇逃亡的她,惶惶如丧家之犬,丢掉了首都、撇下了臣民,逃到远离京城的西安发号施令。在外国列强和地方权臣的压力之下,慈禧太后为保住自己的脑袋和权力,开始对她那些忠诚的奴才(其中有多名皇族皇亲)大开杀戒。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2月21日)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均定监候罪名,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郎徐承,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身故,均被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应当指出的是,这第二拨被杀的官员,从副国级到省部级,大都位高权重,他们都是慈禧太后战略决策的积极拥戴者与忠实执行者。李秉衡海口浪言,好为高论,率团(义和团)出征,在区区两万八国联军的攻势前,不堪一击,兵败京郊,自杀身亡。徐桐是顽固守旧的化石级人物,逢洋必反,视拳如亲,京城沦陷之际,他却惊慌失措,悬梁自尽。即使李秉衡、徐桐一命呜乎,仍未能逃脱惩罚,被追夺原官,革去恤典,几乎掘墓鞭尸。最恶劣的当属毓贤,义和团的坐大成灾,与其任职山东时的怂恿支持有关。调任山西后,他又动用公权力大批屠杀洋人。他被流放新疆途中,诏令追到兰州,被就地正法。载勋是义和团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他曾下达“杀洋令”,明令如下赏格,“杀洋人一赏五十两(白银);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842)外国人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头有奖,创下了20世纪第一年野蛮排外的残酷纪录,最终被赐自尽。更为重要的则是时任皇储之父、端郡王载漪,杀害德日使馆官员,攻击西什库教堂、炮击东交民巷使馆,都是他的主谋。只因他的皇族身份,才免于一死,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慈禧太后杀害反对派,似在情理之中,杀害支持者就不可理解了。慈禧作为一个权欲熏心的老太婆,无论她屠杀哪些人,一个“权”字才是真正的密钥,她的任何邪恶决策都是以手中权力为半径的。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外侮相迫,亡国日亟,在国运危机之下,清廷朝野决意改革,这就有了戊戌变法。慈禧太后担心其大权旁落,镇压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皇帝。嗣后,她通缉逃亡海外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剥夺光绪皇帝的权力,私自定下皇帝接班人(为废除光绪皇帝作准备,此即为“己亥建储”)。但在此两事上,前者得到列强的庇护,后者遭到列强的反对。慈禧对列强的怨恨由此而生。端郡王载漪为了能让其子早日登基,意欲借助义和团的神功闹事,以便乱中夺权,早日当上太上皇。为达此目的,他使用“蒋干盗书”之计,伪造列强照会,要求慈禧归政,以剥夺其垂帘之权。而这一条恰恰戳中慈禧太后的心病。恼怒之下,她即下诏对列强宣战。她杀的第一拨人,就是对外宣战的反对者。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向全世界宣战,到当年8月15日(七月二十一日)京城陷落,总共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惩办凶犯。慈禧太后自知罪责难逃,她在逃亡途中即开始了一系列“甩锅”表演,一是归罪于义和团,二是归罪于大小臣工。实在糊弄不过去,就要求谈判大臣除了不能答应“万难应允之事”或“必不可行之事”(慈禧颇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才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全部接受外国人的要求,惩办了“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朝廷高级官员。当她看到谈判“大纲”惩凶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凤颜大悦,喜出望外,“谦逊”地说:“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至于向各国赔付巨款,她丝毫不在乎,甚至留下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史编年》第12卷,页241)中国北方在经过这场空前浩劫之后,这个罪恶昭彰的老太婆毫发无损,仍然控制着满清政局而她那些拥戴者与支持者却成了血染砧板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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