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每逢疫病，总把动物当作元凶。

近年来，猪鸡不消说了，禽流感、非洲猪瘟导致其种群被大批灭杀；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果子狸、穿山甲，也遭遇千夫所指。

庚子春节前后，武汉封城，全国报警，人们在“囚笼”中渡过整个假期，何时释放，至今难期。手机显示的确诊与死亡病例，让刚刚步入小康的人们惊魂未定。据说这一切均为蝙蝠所引发。最新爆出的两位美女大嚼蝙蝠的画面，则引发了人们对蝙蝠的极大恐惧。可以想见，蝙蝠也将面临不测之殛。

其实，与果子狸、穿山甲一样，蝙蝠也是大自然的产物，正因为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个蓝色星球才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倘若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该是多么单调和无趣！百度百科说蝙蝠是多种病毒的天然宿主。科学家也指出，蝙蝠携带病毒也是自然选择，何况蝙蝠还是林业害虫的天敌。据说，今天的雷达借鉴了蝙蝠的回声定位，甚至美国某款隐形战机还模仿了蝙蝠的外形。蝙蝠或许携带病毒，人类感染总因接触。对于这样一个昼伏夜出，飞翔觅食的动物，人类有多少机会与之接触。倘若疫病因蝙蝠而起，那么是人类贪吃了蝙蝠，还是蝙蝠侵犯了人类？地球之上，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如同人类的五官，任何种群的灭绝，都永远无法恢复。

蝙蝠本来是乡村生活的美好存在。寂静的夏夜，蝙蝠掠过夜空，捕食蚊虫，虽然视觉低下，但其凭借矫健飞行和超声定位，仍然成为分布广泛、遍布全球的特有物种。人们对这一物种的确了解不多，在乡下，老人们告诉孩子，蝙蝠是耗子吃盐变成的。乡下人口中的“燕巴虎”，总疑心就是书面的“盐巴虎”。在都市，也有这样的谐谑，老鼠娶了蝙蝠作新娘，却向同类炫耀，“我老婆好歹也是‘空服’”。

古人笔下曾留下无数有关蝙蝠的美好诗文。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洞中蝙蝠》：“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全唐诗》卷458，中华书局，1980年，页5209）白居易描述了蝙蝠昼伏夜出、远害避险的生活习性。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有一首《蝙蝠》诗：“伏翼昏飞急，营营定苦饥。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为!”（《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322）“伏翼”是蝙蝠的别称。如果说唐人已经得知蝙蝠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那么宋人已经了解其觅食特点。元代诗人岑安卿也有一首《蝙蝠》诗：“蠢尔不知贱，高高亦戾天。饥惟掠蚊蚋，飞不避鹰鹯。白昼身无措，黄昏意自便。缅思谗佞辈，与汝可周旋。”（《全元诗》第33册，中华书局，2013年，页229）岑安卿从蝙蝠身上看出其不事张扬、暗中行事的特征。他甚至把这一特征与人类的谗佞之辈相比较。

前引诸诗多从其习性入手，或平铺直叙，或略加引喻，立场大多平和而中性，而在元稹诗中，则是含蓄的揭露与指斥：“有鸟有鸟众蝙蝠，长伴佳人占华屋。妖鼠多年羽翮生，不辨雌雄无本族。穿墉伺隙善潜身，昼伏宵飞恶明烛。大厦虽存柱石倾，暗啮栋梁成蠹木。”（《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页293）他笔下的“众鸟”其实不是蝙蝠，而是某类人物，他们的危害已经不是蝙蝠感染肺炎，而已有危社稷和宗庙了。

其实，在古代文人笔下，蝙蝠更多的是负面形象，曹植的《蝙蝠赋》（《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页301）大概是较早的一篇。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

文章虽有缺佚，主体尚存，文中描述了蝙蝠的怪异习性，强调了蝙蝠的奸邪本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这正是蝙蝠另类、怪异的生理特征。文中以习性阴暗、行踪诡秘，长相怪异、角色两栖几个特点，表达了对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鬼鬼祟祟，人鬼难分的蝙蝠类人物的批评与谴责。也许可以说，此文是以蝙蝠喻人，指斥世事，抨击邪恶的开山之作。

由于蝙蝠分布的广泛性，人们借用蝙蝠特有的生活习性与生理特征，表达对某些人类情感与活动的褒贬与爱憎，在世界各地也有共通性。古希腊的文学作品把蝙蝠作为批评对象，比曹植的《蝙蝠赋》要早的多。《伊索寓言》（《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批评蝙蝠的故事至少有两则，一是《鸟、兽和蝙蝠》，一是《蝙蝠与黄鼠狼》。两者主题近似，后者更为形象：

蝙蝠跌在地上，被黄鼠狼捉住，将被杀死的时候，请求饶命。黄鼠狼说，自己生来与一切鸟类为敌，绝不能放过他。蝙蝠说，他不是鸟，是鼠。黄鼠狼便放了他。后来，蝙蝠又跌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了，他再次请求不要杀他。这只黄鼠狼说，自己仇恨一切鼠类。蝙蝠说，他不是鼠，是鸟。他又被释放了。这样，蝙蝠两次改变名称而得救。

在这个故事中，蝙蝠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猥琐、被动的挨打者。而在一千多年后，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笑府》中，蝙蝠则成为一个倨傲、主动的不合群。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以？”一日，麒麟诞，蝠亦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乃无奈他何！”

无论被动或主动，亦不分猥琐或倨傲，在形象上，蝙蝠缺乏美感；在生理上，蝙蝠满身病毒；在习性上，蝙蝠耽于阴暗；在品行上，蝙蝠行事乖违。这是一个貌似墙头草、骑墙派，两头不靠，首鼠两端的家伙。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蝙蝠之两头无着，进退维谷，禽兽均摈弃之为异族非类也。然今日常谈，反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之人曰‘蝙蝠派’。”（《管锥编》第3册，三联书店，页346）这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是一致的。

在西方，蝙蝠始终是邪恶的象征，很少成为正义、吉祥的化身，这有美国电影《蝙蝠》为例。但在我国，不知始于何时，至少在建筑、刺绣、玉石、工艺等领域，蝙蝠竟然变邪恶为吉祥。这样一个形象丑陋，品质邪恶，满身病毒的家伙，到底是怎样与吉祥联在一起的？鲁迅先生这样分析：“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准风月谈·谈蝙蝠》）

据说，北京恭王府的花园里有9999只蝙蝠造型的图案，加上康熙御笔的“福”字碑，正好一万个“福”字，因此恭王府又被称为“万福园”。孟超然曾写道：“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録》）无论恭王府还是孟超然，都是清代的，邪恶之“蝠”嬗变为吉祥之“福”，并非始于清代。不过，清人蒋士铨的几句诗倒是阐述了我国吉祥文化的形成背景：“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蝠鹿与蜂猴，戟磬及花鸟，到眼见猫蝶，享意期寿考。”（《忠雅堂集校笺（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392）诗中提到的这些动植物，其实与吉祥毫无关系，只不过“蝠鹿”偕声“福禄”、“蜂猴”音近“封侯”、“戟罄”隐寓“吉庆”、“猫蝶”声似“耄耋”而已。这哪里是什么吉祥颂祷，只不过是酸腐文人的文字游戏。

就蝙蝠的文化寓意而言，西人似乎偏重于事物的本质，邪恶就是邪恶，蝙蝠很难说成什么好东西。国人偏重于事物的意象，只因“蝠”音近“福”，于是蝙蝠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吉祥物，举凡雕梁画栋、针织刺绣、玉石玩具，到处充斥着人们意淫出来的“福”气。

至于前文的两位美女，竟然以为吃蝙蝠是什么“大补”，也是其来有自，《古今注》有所谓“蝙蝠，……食之神仙”；《抱朴子》则说蝙蝠“阴乾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李时珍指出：“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他强调，“蝙蝠有毒，只可治病，不可服食。”（《本草纲目中药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页770-771）

可见，无论“福”与祸，利与弊，“大补”还是病毒，在人，不在蝙蝠。管住人类自身，少去祸害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