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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杂议

 

人类每逢疫病,总动物当作元凶。

 

年来,猪鸡不消说了,禽流感、非洲猪瘟导致其被大批;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果子狸、穿山甲,也遭遇千夫所指。

 

庚子春节前后,武汉封城,全国报警,人们在囚笼中渡过整个假期,何时释放,至今难期。手机显示的确诊与死亡病例,让刚刚步入小康的人们惊魂未定。据说这一切均为蝙蝠所引发。最新爆出的两美女大嚼蝙蝠的画面,则引发了人们对蝙蝠的极大恐惧。可以想见,蝙蝠也将面临不测之殛。

 

其实,与果子狸、穿山甲一样蝙蝠也是大自然的产物,正因为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个蓝色星球才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若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该是多么单调和无趣!百度百科说蝙蝠是多种病毒的天然宿主。科学家也指出,蝙蝠携带病毒也是自然选择,何况蝙蝠还是林业害虫的天敌。据说,今天的雷达借鉴了蝙蝠的回声定位,甚至美国某款隐形战机还模仿了蝙蝠的外形。蝙蝠或许携带病毒,人类感染总因接触。对于这样一个昼伏夜出,飞翔觅食的动物,人类有多少机会与之接触。倘若疫病因蝙蝠而起,那么是人类贪吃了蝙蝠,还是蝙蝠侵犯了人类地球所有生物是平等,如人类的五官,任何种群的灭绝都永远无法恢复

 

蝙蝠本来是乡村生活的美好存在。寂静的夏夜,蝙蝠掠过夜空,捕食蚊虫,虽然视觉低下,但其凭借矫健飞行超声定位,仍然成为分布广泛、遍布全球的特有物种人们对这一物种的确了解不多,在乡下,老人们告诉孩子,蝙蝠是耗子吃盐变成的。乡下人口中的“燕巴虎”,总疑心就是书面的“盐巴虎”。在都市,也有这样的谐谑,老鼠娶了蝙蝠作新娘,却向同类炫耀,“我老婆好歹也是‘空服’”。

 

古人笔下曾留下无数关蝙蝠的美好诗文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洞中蝙蝠》:“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全唐诗》卷458,中华书局,1980年,5209)白居易描述了蝙蝠昼伏夜出、远害避险的生活习性。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有一首《蝙蝠》诗:“伏翼昏飞急,营营定苦饥。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为!”(《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322)“伏翼”是蝙蝠的别称。如果说唐人已经得知蝙蝠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那么宋人已经了解其觅食特点。元代诗人岑安卿也有一首《蝙蝠》“蠢尔不知贱,高高亦戾天。饥惟掠蚊蚋,飞不避鹰鹯。白昼身无措,黄昏意自便。缅思谗佞辈,与汝可周旋。”(《全元诗》第33册,中华书局,2013年,页229)岑安卿从蝙蝠身上看出其不事张扬、暗中行事的特征。他甚至把这一特征与人类的谗佞之辈相比较。

 

前引诸诗多从其习性入手,或平铺直叙,或略加引喻,立场大多平和而中性,而在元稹诗中,则是含蓄的揭露与指斥:有鸟有鸟众蝙蝠,长伴佳人占华屋。妖鼠多年羽翮生,不辨雌雄无本族。穿墉伺隙善潜身,昼伏宵飞恶明烛。大厦虽存柱石倾,暗啮栋梁成蠹木。(《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页293)他笔下的“众鸟”其实不是蝙蝠,而是某类人物,他们的危害已经不是蝙蝠感染肺炎,而已有危社稷和宗庙了。

 

其实,在古代文人笔下,蝙蝠更多的是负面形象,曹植的《蝙蝠赋》(《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页301)大概是较早的一篇。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

 

文章虽有缺佚,主体尚存,文中描述了蝙蝠的怪异习性,强调了蝙蝠的奸邪本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这正是蝙蝠另类、怪异的生理特征。文中以习性阴暗、行踪诡秘,长相怪异、角色两栖几个特点,表达了对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鬼鬼祟祟人鬼难分的蝙蝠类人物的批评与谴责。也许可以说,此文是以蝙蝠喻人,指斥世事,抨击邪恶的开山之作。

 

由于蝙蝠分布的广泛性,人们借用蝙蝠特有的生活习性与生理特征,表达对某些人类情感与活动的褒贬与爱憎,在世界各地也有共通性。古希腊的文学作品把蝙蝠作为批评对象,比曹植的《蝙蝠赋》要早的多。《伊索寓言》(《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批评蝙蝠的故事至少有两则,一是《鸟、兽和蝙蝠》,一是《蝙蝠与黄鼠狼》。两者主题近似,后者更为形象:

 

蝙蝠跌在地上,被黄鼠狼捉住,将被杀死的时候,请求饶命。黄鼠狼说,自己生来与一切鸟类为敌,绝不能放过他。蝙蝠说,他不是鸟,是鼠。黄鼠狼便放了他。后来,蝙蝠又跌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了,他再次请求不要杀他。这只黄鼠狼说,自己仇恨一切鼠类。蝙蝠说,他不是鼠,是鸟。他又被释放了。这样,蝙蝠两次改变名称而得救。

 

在这个故事中,蝙蝠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猥琐、被动的挨打者。而在一千多年后,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笑府》中,蝙蝠则成为一个倨傲、主动的不合群。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以?”一日,麒麟诞,蝠亦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乃无奈他何!”

 

无论被动或主动,亦不分猥琐或倨傲,在形象上,蝙蝠缺乏美感;在生理上,蝙蝠满身病毒;在习性上,蝙蝠耽于阴暗;在品行上,蝙蝠行事乖违。这是一个貌似墙头草、骑墙派,两头不靠,首鼠两端的家伙。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蝙蝠之两头无着,进退维谷,禽兽均摈弃之异族非类也。然今日常谈,反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之人曰蝙蝠派’。(《管锥编》第3册,三联书店,页346)这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是一致的。

 

在西方,蝙蝠始终是邪恶的象征,很少成为正义、吉祥的化身,这有美国电影《蝙蝠》为例。但在我国,不知始于何时,至少在建筑、刺绣、玉石、工艺等领域,蝙蝠竟然变邪恶为吉祥。这样一个形象丑陋,品质邪恶,满身病毒的家伙,到底是怎样与吉祥联在一起的?鲁迅先生这样分析: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字同音。”(《准风月谈·谈蝙蝠》)

据说,北京恭王府花园9999只蝙蝠造型图案,加上康熙御笔的“福”字碑,正好一万个“福”字,因此恭王府又被称为“万福园”。孟超然曾写道:“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録》)无论恭王府还是孟超然,都是清代的,邪恶之“蝠”嬗变为吉祥之“福”,并非始于清代。不过,清人蒋士铨的几句诗倒是阐述了我国吉祥文化的形成背景:“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隐语戛戛造。蝠鹿与蜂猴,戟磬及花,到眼见猫蝶,享意期寿考《忠雅堂集校笺(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392)诗中提到的这些动植物,其实与吉祥毫无关系,只不过“蝠鹿”偕声“福禄”、“蜂猴”音近“封侯”、“戟罄”隐寓“吉庆”“猫蝶”声似“耄耋”而已。这哪里是什么吉祥颂祷,只不过是酸腐文人的文字游戏。

 

就蝙蝠的文化寓意而言,西人似乎偏重于事物的本质,邪恶就是邪恶,蝙蝠很难说成什么好东西。国人偏重于事物的意象,只因“蝠”音近“福”,于是蝙蝠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吉祥物,举凡雕梁画栋、针织刺绣、玉石玩具,到处充斥着人们意淫出来的“福”气。

 

至于前文的两位美女,竟然以为吃蝙蝠是什么“大补”,也是其来有自,《古今注》有所谓“蝙蝠,……食之神仙”;《抱朴子》则说蝙蝠“阴乾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李时珍指出:“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他强调,“蝙蝠有毒,只可治病,不可服食。”(《本草纲目中药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页770-771)

 

可见,无论“福”与祸,利与弊,“大补”还是病毒,在人,不在蝙蝠。管住人类自身,少去祸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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