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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天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古老的皇权帝国濒死之际遭遇的最后一次国家危机,也是满清王朝蒙受的最后一次国耻。

 

19世纪中叶后,满清帝国步入下坡路,厄运接踵而至,从国内来看,有“发匪”叛乱、捻军闹事、回民造反、拳匪横行,但这些都属于内乱,积弱的清廷在应对策略上,虽然力不从心,但基本轻车熟路。除了面对拳匪时的摇摆不定,大都采用镇压、讨伐而平息下去。

 

李鸿章称,清廷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主要来自外部,是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使清廷蒙受了一次甚于一次的国耻,比如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清廷割地赔款,英国割占香港),1860年英法俄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割地赔款,俄国并吞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894年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廷割地赔款,日本侵占台湾、澎湖、旅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廷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俄国控制东北全境)。

 

1900年的庚子事变,有两个此前不曾有过的重要特征,一是不曾有过的朝野一致。尽管这种朝野一致只是暂时的权益之计。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清廷强调“民心可用”,在廊坊和天津战役中一度出现了官军与拳民并肩作战的局面。而后朝廷与列强联合绞杀了义和团运动。二是不曾有过的对外强硬。慈禧太后居然向全世界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11个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开战。“八国联军”正是作为清廷的作战对象而形成的。

 

“八国联军”这个概念,说起来有些复杂。就慈禧太后的宣战对象而言,包括了当时所有驻使中国的11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八国联军”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随着庚子事变的进程,其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八国联军侵华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国公使调兵北京。法国主教樊国梁提出,“义和拳日益逼近京城,……其主要目的是在消灭欧洲人”,因此,要求法国公使派兵保护使馆与教堂。(《清史编年》卷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71)1900年5月20日,各国驻华公使虽未决定立即派兵,但已照会清廷要求镇压义和拳。5月下旬,义和团陆续破坏了北京、涿州间的铁路与车站,且四处散发“驱逐洋寇,截杀教民”的传单。5月28日,各国公使似乎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由此决定调派卫队保护使馆,并要求清廷提供运输方便。对于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清廷开始是反对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默认了外国军队进京的行动。此时,调派到各驻京使馆的外国兵力,也可以称为八国联军,其组成情况是这样的:英国79人、俄国79人、法国75人、美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51人、奥匈32人。另有军官19人。所以,此一阶段的八国联军只有451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117)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官,除了43人负责保卫西什库教堂外,其余人员都负责保卫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此时,天津大沽口外已有外国军舰24艘,计俄国9艘、英德日各3艘、法美意各2艘。(《清史编年》卷12,页178)

 

第二阶段,西摩联军增援北京。6月中旬,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在朝廷高层的纵容之下,大批义和团进入京、津,并破坏了京津间的铁路。6月10日,各国公使紧急磋商,决定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率领联军从天津出发支援各国使馆。这支以援救各国外交人员为使命的八国联军,包括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共计2066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19)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害。次日,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烧毁教堂。13日,慈禧太后命令直隶总督裕禄阻止外国军队进京。此时,进入使馆的外国士兵向义和团开火,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双方对抗日渐升级。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20日,正式作出招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的决定。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枪杀。一些史书称,此人被杀,对于庚子事变带有转折性质。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21日零时50分,外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向外国使馆发起进攻。由于京津铁路被拆毁,加之西摩率领的联军主要由海军组成,不习陆战,在清军聂士成部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之下,联军出师不利,在杨村、廊坊一带受阻,最终退回天津。

 

第三阶段,七国联军攻占北京。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其语云:“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此时,西摩联军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与天津港外的联军失去联系。各国指挥官拟议先解西摩联军之围,然后进犯北京,以解救使馆人员。这些指挥官很清楚,他们要占领一个国家的首都,要对付中国首都周边的国防力量,其军力捉襟见肘。此时的英国,正在南非与荷兰进行布尔战争,鞭长莫及。此时的俄国,蓄谋侵略我东北全境,对在北京的行动敷衍应付。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美西战争,菲律宾刚刚到手,关系尚未理顺。因此,他们都没有更多兵力调往远东。作为中国的近邻,最有能力出兵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吐出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日本与其他三国互不信任,在出兵问题上犹豫不决。此时的德军统帅瓦德西,率领7000德军,尚在欧洲到远东的航线上,直到联军占领北京一个多月后的9月25日,才抵达大沽口。

 

7月14日,各国军队在占领天津之后,把七国在华兵力七拼八凑,准备大举向北京进犯。历史学家唐德刚把他们称为七国杂牌军(《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13),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国联军组成如下,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军50人、意军53人,共计18800人。(《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45)。此时的七国联军并没有总指挥,8月4日,他们沿运河两岸、分左右两翼向北京进犯,面对这样一支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并不强的杂牌军,沿途清军与义和团并未利用地利之便,以逸待劳,予以迎头痛击,反而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只有少数部队作过一些不像样的抵抗。8月15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瓦德西成为八国联军统帅,并将慈禧太后的仪鸾殿作为指挥部,耀武扬威,已是列强占领北京两个月以后的事情。

 

八国联军侵华,第一阶段,只是几百名外国士兵进入北京使馆,执行保卫使馆的使命。第二阶段,西摩联军是一次未能达成战役目的、半途而废的进犯行动。第三阶段,才是众所周知的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军事行动。如上所述,这一行动,从开始集结到攻占北京,其军队组成其实是“七国联军”。在一些历史书籍中,关于联军人数的记载也不尽相同。至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行动结束之后,各国陆续到来的援军并未计算在内。

 

所谓八国联军是“杂牌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据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人马士回忆,前面引述的联军组成人数,“是由各国司令官报告的数字,总计18800人。但是‘这些数字太大了;可用之兵大概不超过16000人。’美军出发时确实有2500人。在英军中,只有炮兵和四营步兵是英籍兵,其余是印度兵。在法军中,大部分是安南兵。意、奥军的参加是为了代表他们的国家。德軍的缺席,甚至连一个与意、奥军类似的‘象征性’的军队都没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页286)

 

八国联军主要由欧美军队组成,他们在华兵力有限。由于与中国远隔重洋,短时间内他们很难调动大批军队到达中国。英军在侵华行动中,抽调了相当数量的亚太殖民地的军队,主要部分是印度籍士兵(有锡克、孟加拉、旁遮普兵等——笔记注),还有在澳洲临时组建的海军陆战队,英军中甚至还有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部队,那是从英国租借地威海招募的“华勇团”,用现在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一支伪军部队——英国的皇协军(《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页页129)。法军许多士兵来自法国所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安南(今越南)。美军则来自刚刚结束的美西战争的战利品——菲律宾的占领军。作为欧洲列强新秀的德国,为了谋取在华利益(侵占胶州湾),从其本国派遣大批军队(7000人)来华,这是真正由欧洲白人组成的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不过他们当时还在途中,未能参加攻占北京的行动。真正构成此次侵华战争主力的,其实是中国的两个近邻——俄国与日本。俄国由满洲(主要从旅顺、营口调兵)南下,派几千人到达京津地区,但是他们的(主要兵力用来侵占我国东北)人数显然有限。只有日本能够派出成千上万的军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页282)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军队中,除了欧美列强与日本之外,在兵员组成上,还有印度、澳洲、越南、中国等地的士兵。不过,他们并非独立的国家力量,是作为殖民地的雇佣力量出现的。

 

经过七拼八凑,八国联军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统一指挥的也亟待解决。一支军队来自如此众多的国家,彼此利益不同,各怀鬼胎,勾心斗角,很难协调。关于如何确定联军统帅,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哪个国家指挥官的军衔最高,就应出任联军统帅。一种认为,哪个国家出兵最多,才能出任指挥官。众说纷纭,德国以新晋列强的强势(1871年,德意志各邦国才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经过与各国协调,德国远征军指挥官瓦德西最终成为联军统帅。不过,瓦德西就任时,攻占北京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在将近2万名外国侵略军进攻京畿之际,清廷在华北地区的兵力如何呢?有一则史料提供了详尽的数据:

 

清廷在华北的军力还是可观的: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0000人马,董福样后军11000人马,共25营驻扎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带防范俄军,袁世凯右军7000多人在山东,共7营。直隶地区主要是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指挥部设在芦台。京师有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1万人。此外,尚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53)

 

这则史料,人名与编制相当繁琐,只须记住清军总兵力至少“10万余人”就够了。另外一则资料比较简明:

 

“至庚子国变前,整个华北地区的能战之军,主要是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和各省的防军、练勇,人数超过12万人。”(《清军与八国联军之役》,唐宏胜,华中师范学院)

 

除此之外,当时麇集在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是否“刀枪不入”且不论,就人力资源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就是说,在京津、直隶地区,朝廷官军与义和团民,与入侵者的比例,至少为10:1。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庚子事变中,出现了虽然是暂时性的、但也属于前所未有的“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政治局面,然而,在20000名侵略者面前,却没有呈现“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战争结局。

 

无数史料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的清军,通过采购与制造,许多军队的装备水平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甚至其武器水平比有些外国军队还高,比如列强攻占天津附近一家清军的军火库之后,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写信给英国公使称,我们发现了“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西蒙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写道:“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16000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

 

这段资料未查到出处,另外一条资料证实了这一史实。6月21日(应为23日),西摩联军在天津郊外的西沽,占领了清朝的皇家武库,“联军在军火库的仓库中发现了大量的大米和供给品,新补充的最新式的、最完美的精良武器和弹药,……”(《京津蒙难记》,页107)他们还“发现了大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以及圆盘卡宾枪,还有大量的德制和美制弹药以及中国弹药。”(同上书,页106)侵略者称,“大量的炮、火药以及新型战备物资都存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弹药。”(同上书,页104)不过,他们最后决定“尽快摧毁储存的武库,估计其价值约为300万磅。”(同上书,页104)由此可见,近代史上的中国,一再沦于挨打的地步,从根本上来说,经济落后、军力落后,并非根本原因,一个政治封闭、权力专制、官员腐败、丧失民心的皇权专制帝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浪潮中,只能遭遇土崩瓦解、惨遭淘汰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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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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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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