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洋媚外”到“怪异难懂”的历史思绪

安立志

凤凰网6月18日报道，海南省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通知附表开列了应予清理整治名单凡84例，除了“重名同音”作为个案之外，其余分为三类，一类是“崇洋媚外”，共53个，占63%；一类是“怪异难懂”，共17个，占20%；一类是“刻意夸大”，共13个，占15%。从列表可见，“崇洋媚外”已是海南当前的主要倾向。人们好奇的是，清理整治崇洋媚外的地名，没有发生在开放历史更早的深圳，没有发生在开放程度更高的上海，而是率先出现在海南，不是没有原因的。海南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作为国际旅游岛，作为待要建成的自贸区和自由港，这一行动似乎顺理成章，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海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崇洋媚外”是一个贬义词。但其涵义并不能望文生义，“崇洋媚外”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也有强势与弱势之别。“崇洋媚外”的“洋”和“外”，当然是指外国，但一般意义上，人们不会联想到非洲与南美，通常是指欧美（西洋）与日本（东洋）。这也就是海南清理的地名大多类似欧美的原因所在，只有一个“大长今假日酒店”（大长今是韩国电视剧人物）没有作为“崇洋媚外”的类别而是列入“怪异难懂”之类的原因吧。

崇洋媚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往往出现在相对落后的、弱势的文化背景中。中国近代史深受“欧风美雨”的潲击，是一个显例。在东亚历史上，中国的隋唐时期也曾是日本“崇洋媚外”的对象和目标。中国曾是日本人眼中的“洋”和“外”，日本也曾对中国“崇”与“媚”（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崇洋媚外。然而，日本毕竟先我们一步成为现代国家）。在当时日本人眼里，隋唐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强势文化，日本人先前的“崇”中国文化，后来的“媚”欧美文化，但却从未见过日本人崇洋媚外的国际话题。

中国近代以来，从清代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鲁迅的“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甚至呼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主张中国文字的拉丁化（即字母化或世界语），无论如何，不应将之归类于“崇洋媚外”。在欧美文化甚至日本文化呈现为先进或强势的情况下，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也有人指责他们“崇洋媚外”，而毛泽东却把他们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论人民民主专政》）。

事实上，我们的执政党也从来不曾拒绝国外的先进文化或强势文化。我党建立之初，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指导思想来自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我们党的名称来自于在布鲁塞尔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我们的《国际歌》是一位法国人创作的，我们建立的早期政权也带有鲜明的苏俄色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何况，新中国建政之初，我们曾经实行对苏“一边倒”，学习“老大哥”。在今人眼里，这当然也是崇洋媚外。改革开放初期，几位副总理出国考察，开拓眼界，考察的都是欧美日，没有一个专门考察“朝古老”（朝鲜、古巴、老挝）。由此可见，崇洋媚外其实是时事的产物，有了适宜的气候才会滋长此类东西。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就有“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取长补短”的古训。其中的“贤”“善”“长”则是国人自己作出的价值判断，其实，所有冠以“崇洋媚外”的地名，无非来自欧美地名的中文译音。倘若沾一点西洋、东洋就是崇洋媚外，那么地名之外，什么奥林匹克（表中已列）、WTO、GDP、PM2.5，似乎都在清理之列，尤其是日常生活人们习焉不察连字形也原汁原味的日本汉字词语。比如国际社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竞争，独立，干部，市场，经济，是否也应列入清理整治之列。社会上大量欧美元素充斥，却极少见到非洲、南美印迹。毋庸置疑，欧美文化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先进性。我们“见贤”、“择善”、“取长”，没必要一定要有中外之分，土洋之别。鲁迅的“拿来主义”自有其道理。我国40年的对外开放，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管理的加强，从发达经济体受益良多，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

有意思的是，要求清理的这些地名，似乎不包括体现古代皇权的部分。事实上，不仅在海南，全国各地的地名，特别是新建小区与大型酒店，都有不少带有“皇”、“御”、“帝”、“阙”、“邸”等字样的、体现了皇权味道的地名，这些地名，当然反映了中国特色，就其基因而言，这类文化甚至比欧美文化更腐朽。有意思的是，表格中有一个“帝王花园”，却被归类为“刻意夸大”。“刻意夸大”是程度用语，不是价值判断，只是说明该处根本够不上“帝王花园”却来冒充，并不认为“帝王花园”有何不好。言外之意，名副其实而不“刻意夸大”的“帝王”并不在清理之列。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有一则重要题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个思想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向外看、向前看、向新看”。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证明，这个题词仍是正确的。盲目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主性与进取心，自然是错误的。文革中，借批“洋奴哲学”，借反“崇洋媚外”，掩饰其实质上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往往错误更严重。实践证明，反对“崇洋媚外”往往体现在文化弱势的氛围内；反对“崇洋媚外”往往体现在敌视西方的时势中。如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邓小平的题词不提了，如果一味地“向内看、向后看、向旧看”，那倒是值得警惕的。

在表格中，有这样两个地名，一是“反修桥”，一是“灭资桥”，却被归类为“怪异难懂”。看到此处，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免哑然失笑。这两个名称“怪异”么？“难懂”么？在建国以后的前30年里，“反修防修”、“兴无灭资”，几乎是家常便饭、家喻户晓。在今天，这样的名字怎么就成了“怪异难懂”了呢？如此归类，是因为工作人员太年轻不了解历史背景，还是人们对于历史的太过健忘？是因为“苏修”已经解体，我们已成“中修”（东邻某国如此指责我们）了吗？还是我们政治辞典中的“无”与“资”已经发生了变异？要知道，“反修防修”、“兴无灭资”曾经是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政治正确”。如果说这样的名字“不合时宜”或可理解，如果说它“难懂”，这样的归类才是真的“怪异”。

应当作出声明，笔者当然不赞成盲目模仿、随意作秀，滥用外国地名。中央决定，要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由港，已一年有奇。人们看到的一些人不是在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根本大计上下气力，而是在花拳绣腿上做文章。与其沾染崇洋媚外的嫌疑，倒不如守护着五指青山，徜徉于万泉绿水，自足于岛民生计，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人们看到的是，当地领导对于香港、迪拜、新加坡的考察；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发达国家科技、药品、总部的引进，他们是否也在背负着崇洋媚外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