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一事物，或赞或骂，或褒或贬，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人的身份、水平不同，同样是骂，同样是赞，风格也截然不同，如同《红楼梦》里的薛蟠与凤姐。而在本文中，不仅骂与赞的都是同一事物——钱，而且骂与赞的也是同一人物，那就是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1年），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嘉靖帝的侄子，著名音律家、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朱载堉虽贵为皇族，因宫闱内斗，一生遭际，饱经风霜，充分体会了宫墙之外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致于朱载堉笔下许多散曲名篇，往往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钱是好汉》与《骂钱》，就是其中两例。两篇文章，同一作者，一褒一贬，一骂一赞，如果换成别人，说不定就有自相矛盾，“精神分裂”之讥，而在于他，却体现了作者多面的社会观察角度，体现了作者多姿的文学表现技巧。先看他如何赞钱。

　　[山坡羊]钱是好汉

　　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再看他如何骂钱。

    [黄莺儿]骂钱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 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其实，钱的取得与使用，不过是人的观念、素质、修养、品德等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与无香无臭、无美无丑、无善无恶的钱原是不相关的。由于钱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财富与权势的符号，成为一些人物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于是，钱的形象已经成为社会的形象，因此，对钱的评论就是对社会的评论，人们对社会的褒贬与骂赞，当然就要由钱一体承担了。

　　先说其赞。《钱是好汉》这篇散曲，体现了《钱神论》的精神内涵，不过，他是从具象的社会生活来落笔，以行时的文学体裁来表现，以浅易的语言文字来描摹的。然而，读这篇名为赞钱的散曲，人们何尝感受到他对钱的赞赏与肯定，内中的嘲弄之词，讽刺之语，揶揄之言，充斥字里行间。虽然不如《钱神论》写的那么概括与抽象，但在思想指向上，却是一脉相承。

　　再说其骂。骂钱的行为，其实并不自朱载堉始。魏晋之际，就有人将官职视为臭腐，将金钱视若粪土。“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南朝梁临川王萧宏，大肆捞钱，“恣意聚敛”。豫章王萧综，实在看不上其叔的“贪吝”，竟模仿《钱神论》，写了一篇《钱愚论》。（《南史·卷五十一》）这篇《钱愚论》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想来这其中好话不多，不然，梁武帝就不会批评儿子，“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当然，骂一骂也并非毫无作用，就以《钱愚论》为例，“虽令急毁，而流布已远，宏深病之，聚敛稍改”。

　　朱载堉写钱，赞与骂是分别进行的，而西方的莎士比亚，他对钱的赞美与诅咒却融为一体。他在《雅典的泰门》中借剧中人物之口，曾对金钱发过一大段独白：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作新娘，即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它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它是一尊了不得的神明，即使它住在比猪巢还卑劣的庙宇里，也会受人膜拜顶礼。

　　莎士比亚以高度艺术化的语言再现了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冷酷的金钱关系，内中所包容的深刻哲理与强烈的情感力量，经久不衰地警醒着后来人，以至于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将它作为有产者追求资本的绝妙注释。而朱载堉的赞钱与骂钱，则以典型的中国风格，鲜明的民族形式，生动的文学语言，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