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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的爷爷与岳飞的孙子

 

(岳飞)

“先臣”是岳珂在给皇帝的奏报中对岳飞的称呼,在口语里就是“我爷爷”。岳飞不用介绍,他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和民族英雄,家喻户晓。岳珂是岳飞的嫡孙,是岳飞之子岳霖的三儿子。

(岳飞之孙——岳珂)

 

 

岳珂一生的行迹,完全笼罩在“他爷爷”的光环之下。岳珂在历史上有两个身份,一是官吏,一是文人。

 

作为官吏,随着岳飞的平反,不仅其幸存的三个儿子补录了官职,岳飞的第三代也沾其余荫。比如,岳珂的父亲岳霖,恢复了右承侍郎的职务。岳珂作为岳飞的第三代,血管里充满了“红色基因”,他的仕宦经历也与“他爷爷”的光环脱不了关系。岳珂一生从事的工作大多与财政、钱粮有关,历任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知嘉兴府,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兼守当涂等。他没有“他爷爷”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经历,担任地方官也很短暂。

 

作为文人,岳珂一生的成就,几乎完全与研究“他爷爷”“蒙冤经历”、“光辉历史”与“战略思想”有关,由其整理的岳飞传记《鄂王行实编年》,由其汇编的岳飞诗文《家集》不用说了,而《吁天辩诬》、《天定录》,顾名思义,则是直接为“他爷爷”辩诬鸣冤、澄清昭雪的申诉材料;至于《丝纶传信录》、《百氏昭忠录》,只是岳珂借朝廷或他人之手对“他爷爷”生前行迹的褒奖与赞扬。上述作品后来都编入了《金佗稡编》(及续编)一书。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桯史》则是岳珂记录宋代朝野见闻的历史笔记。当然,他另外还有一些作品,但在地位与影响上,与上述作品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搜集、整理岳飞蒙冤的历史材料,是岳飞之子岳霖未竟的事业。这一事业是由岳霖之子岳珂完成的。宋嘉泰四年(1204),岳珂正式将这批材料奏报宋宁宗。后经补充修改,岳珂将之刻板印书,即为《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虽然宋孝宗即位之初(1162)已为岳飞平反,但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秦桧当权之际,南宋初年的国史馆,主要由秦桧及其养子秦熺所把持,存在着歪曲篡改与不实之词;随着岁月推移,岳飞当年的同僚、部属乃至政敌相继作古,当事人的证言也不可得;加之此案的“诏狱”性质,无人敢于过问,与本案有关的史料也疏于管理以致亡佚。在这种情况下,岳珂作为岳飞的后人,其所形成的文字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于后人认识“他爷爷”以及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是很有意义的。岳珂向朝廷正式奏报岳飞冤案史料当年即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正式追封岳飞为鄂王,此时距岳飞遇难已过去了63年。宝庆元年(1225),宋理宗正式下诏对岳飞由“武穆”改谥“忠武”,此时距岳飞遇害已过去了84年。岳珂整理的这些史料,成为南宋朝廷就岳飞平反作出两大决定的重要依据。至此,岳珂最终完成了他父亲岳霖的最后遗愿,八年后(1243)岳珂去世。从这一点而言,“他爷爷”对这个孙子是应当感到欣慰的,岳珂似乎也的确应该算作“他爷爷”的孝子贤孙了。

 

 

岳珂在梳理与编纂“他爷爷”的史料时,并未脱却常人的窠臼,囿于亲情与历史的局限,字里行间常常掺杂一些隐恶扬善或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岳珂有意隐讳了岳飞少年时代曾在官宦之家做过庄客(类似于佃农或长工)的往事,本来贫寒出身的岳飞,却被塑造成出身诗书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的富家子弟。(《岳飞传》,邓广铭著,三联书店,2007年,页467)再如,岳珂对岳飞前妻在金兵入侵,岳飞南下之际,抛弃婆婆与两个儿子(岳云、岳雷)改嫁他人的事实讳莫如深,将之视为家丑而只字不提,以致后人在修《宋史》时,出现了岳云为岳飞养子的史实错误(《邓广铭全集》第8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460)。另如,岳珂极力为“他爷爷”越俎代庖向宋高宗提出立太子(“建储”)的建议,而受到赵构斥责的史实进行辩诬,反而指责他人的如实记述“荒谬不根,颠倒错乱”。许多论者认为,此事正是岳飞与皇帝之间产生嫌隙的嚆矢,而岳珂的行为恰恰体现了治史者“为亲者讳”的致命弊端。(《岳飞传》,页468-469)又如,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的作战行动,不过是攻克许昌,威逼开封(东京)而已,而岳珂却在书中凭空杜纂出一段“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遣骁将以北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朮奔还京师。”为了帮“他爷爷”锦上添花,竟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场“朱仙镇大捷”。(同上书,页470-471)与此同时,宋高宗以“十二金牌”下令岳飞班师的史实,也是岳珂凭空杜纂的。据邓广铭先生推算,即使只从时间与空间上来考虑,从南宋“行在”(杭州)到抗金前线(河南郾城),一天十二道金牌也是根本不现实的。(《邓广铭全集》第8卷,页240)

 

 

有人称,岳珂“少善属文,雄健成一家语。”岳珂发挥自己的文学长才,在整理编辑“他爷爷”的史料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正如上述,他的史著是有瑕疵的,甚至为后世遗留了许多困惑。岳珂的《行实编年》呈送朝廷之后,南宋史官章颖未参核其他史料,只对岳珂原文稍加简括,将其改写为一篇《岳飞传》,与刘锜等人的传记合并为《南渡四将传》,以之上呈朝廷,列入史馆。宋亡之时,这些史料被蒙元席卷而去。蒙元宰相脱脱帖木尔牵头修纂《宋史》的“岳飞列传”时,竟然全文照抄了章颖的《岳飞传》,甚至字句都极少改动。以致作为官史的《宋史》竟然是孙子为爷爷立传。其中的隐恶扬善、虚誉浮夸,也被当作信史流传至今。

 

岳珂为“他爷爷”撰写的“行实”,成为《宋史》“岳飞传”的主体和基础,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显然还存在一些历史观方面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岳珂有意回避或隐晦了岳飞与宋高宗(赵构)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回避与隐晦了宋高宗在制造岳飞冤狱方面的主导作用。而这些问题对于分析岳飞冤案的个人原因与制度原因显然关系重大。岳珂和“他爷爷”同为宋臣,岳珂时的“今上”,依然是赵家的皇帝,仍然掌握着岳氏家族的生杀大权。岳珂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有着诸多的不得已,作为今人是不能苛求的。然而,后世的读史者,如果不明就里,读到这里难免陷入误区。

 

 

有一则不明出处的史料称,“珂曾守嘉兴,有惠政。”(《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附编“岳武穆遗迹考”,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69年,页177)假如岳珂真“有惠政”,倒是符合人们期待的,毕竟他有一个令人敬仰的爷爷。那么,岳珂到底有哪些“惠政”呢?

 

在官修的《宋史》中,并没有“岳珂列传”。岳珂曾官居三品,已是帝国的高级干部,《宋史》中不仅没有他的传记,对他的记载也只有寥寥两行字。偶翻清乾隆时的史学家全祖望的文集,有一篇《跋岳珂传》,颇感意外。文集卷二十八均为史传的“题跋”,书中谈及宋人,其标题或为“书宋史××传后”或为“跋宋史××列传”,唯独这“跋岳珂传”,只有跋文,没有传体。即使如此,也从中获悉了另外的信息。跋文从张端义的一则奏折引入,指斥宋末权奸史弥远“城狐社鼠,布满中外”,“在台谏”者有之,“在京畿”者有之,“在西蜀”者有之,“在殿岩”者有之,“在许浦”者有之,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几句:“岳珂、杨绍云、郑定、蔡廙之在四总,借天子之法令,吮庶民之膏血,外事苞苴,内实囊橐。”(《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306)意思是说,岳珂等人是史弥远安插在“四总”系统的“城狐社鼠”,其行径主要是“借天子之法令,吮庶民之膏血”,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对此记述,全祖望似乎也对“倦翁(岳珂)而亦预此列也”(同属一伙)感到遗憾。

 

 

全祖望也注意到,“宋史之于鄂王(岳飞)附传甚略”,于是他从《宋史》中摘抄了三则有关岳珂的史料,这些史料大约就是构成“岳珂传”的砖石。一条来自《杜杲传》,记载的是岳珂处理与下属关系的实例。嘉定十二年(1219),杜杲在援救并坚守滁州战役中,击退了金兵围困,以战功升任江山丞,后转隶淮东总领岳珂,成为岳珂的下属。由于二人意见不合,杜杲愤然辞职。岳珂声称要弹劾他,杜杲不受要挟,掷下一句铿然有声的名言:“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岳珂“竟以负芦钱劾(以亏空芦钱为由弹劾杜杲),朝廷察芦无亏,三劾皆寝”。(《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2381)岳珂对杜杲的诬告与弹劾竟达三次之多,朝廷查明了真相,岳珂的诬告文书被全部搁置。另一条来自《袁甫传》,记载的是岳珂处理官民关系的实例。袁甫对岳飞是崇敬的,对岳珂搜集史料为“他爷爷”辩诬是赞赏的。他曾题下三首《岳忠武祠》,其一有“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其三有“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蒙斋集》卷二十)然而,他对岳珂的失政仍然表达了不满。袁甫弹劾岳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宋史》第35册,页12241)他在朝廷弹劾岳珂总理军饷20年,急功近利,搜刮过度,鱼肉百姓,岳珂终于被补授外任。第三条来自《徐鹿卿传》,记载的是岳珂征收财税的思路与手段。徐鹿卿奏报朝廷:“岳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珂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宋史》第36册,页12650)岳珂为了南宋政权的苟活,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鼓励告密,掠夺民产。徐鹿卿在其著作《清正存稿》(《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卷一保存了这篇《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文中称:“通议大夫兼知太平州岳珂,生自名门(指其身为岳飞之孙),负其才具,以滂沛之笔力而商市道,以豪侠之习气而诡事功。……立视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以逢迎为称意,以乾没为生财。……广开告讦,专事网罗,薄有储藏,尽行封闭。不独匹夫有怀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玉之艰。”正因如此,淳祐元年(1241)十二月,恰好在“他爷爷”遇害100周年之际,岳珂遭到朝廷罢免,直至去世再未担任实职。如此看来,岳飞虽是一个名标青史的爷爷,岳珂却未必是一个光耀门楣的孙子。全祖望对此感叹道,“然而珂直掊克(搜刮、聚敛)忮深(嫉妒、狠毒)之小人,得无有愧于乃祖(岳飞)乎?”(《全祖望集》,页1306)

 

 

了解一下弹劾岳珂的这三个人也不无意义。袁甫曾经代理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靡切权贵,抗论不阿”,是有名的直臣。杜杲曾知建康府,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是抵御女真、蒙古进犯的爱国将领。徐鹿卿曾知宁国府,任吏部侍郎,“居官廉约清峻,毫发不妄取,一庐仅庇风雨”,是有名的清官。此三人均为宋末政界、军界的名臣,与曾任淮东总领制置使,代理户部尚书(正三品)的岳珂同代为官。不同的是,这三人全部进入《宋史》“列传”,而岳珂却在“编外”。应当指出的是宋末时的国史馆,早已不在秦桧父子的把持之下,以上三人也没有孙子为爷爷立传的嫌疑,那么,《岳珂传》付之阙如原因何在呢?全祖望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岳珂“本传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讳而然。”(《全祖望集》,页1307)讳什么呢?讳岳飞这个伟大人物竟有个如此不争气的孙子?

 

 

岳珂是否如同史传所称的巧取豪夺,侵渔百姓,如果找不出证伪的证据,恐怕也不易否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况且岳珂的官场生涯至少两度遭到弹劾或罢免,况且对岳珂提出指责与弹劾的非止一人。这样的记载当然与“他爷爷”遭到陷害的“莫须有”不能相提并论。历代不乏为岳珂辩护的各类人士,这些人往往因为景仰岳飞而“爱飞及珂”,人们当然不希望岳飞的子孙竟然是这样一个人。不过,他们为之辩护的论据往往比较单薄。有人以岳珂曾有一首题为《拙妇吟》(《全宋诗》第55-5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35331)的长诗为证,其中充满了岳珂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几乎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提并论。诗中有这样一段:

君不见昨朝县吏踏门闑,杼柚已空盆盎竭。

鸡豚指栅索饮壺,掀釜叫嘑嗤妇拙。

起来迎门陪笑面,不以娇羞怕人见。

今年岁事苦不登,且为当家聊一展。

吏嚚不肯怒且诃,大儿门东窥饭箩。

藁砧走藏姑诮骂,造饼无面知如何。

蹙金芙蓉戏双鸳,绣床一倚曾万钱。

低头长叹祗自怜,昔者何巧今不然。

吏嘑已倦里正醉,抆泪背人还涤器。

明朝欲酒姑勿哗,正恐突隳惊阿家。”

 

 

然而,仅凭某官员的一首诗作,并不能对该官员得出全称肯定判断。揆诸政治史,漂亮的文宣,动听的口号,诱人的许愿,绚丽的蓝图,往往是海市蜃楼,是政客欺骗民众的把戏,何况只是个人的文学创作。谁能相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作者李绅后来竟是一名酷吏;谁能相信“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作者汪精卫最后竟然是一个卖国贼。即使同在《宋史》,同在南宋,曾祖秦桧(《宋史》卷473“奸臣列传”232)是遗臭万年的奸臣,而他的曾孙秦炬竟是抗击金兵、慨然赴死(《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清]刘声木著,中华书局,1998年,页206)的爱国将领而列入“忠义传”(《宋史》卷449列传第208)。岳飞光环笼罩之下,并不能保证岳氏家族就肯定不会产生“不肖子孙”。在这样的情况下,岳珂作为岳飞的子孙犯过错误或有辱令名都是不奇怪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红色遗传”靠不住,“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同样也不符合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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