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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算不算侵略扩张?

——隋书手记之五

 

评价同一历史事件,有时却有两种评价标准。同样是军事占领,如果是外国古人比如沙皇、日本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我们一般称其为侵略扩张,那是要谴责的罪恶;如果是中国古人对周边的鲸吞或蚕食,我们则称之为开疆拓土,那是要歌颂的功勋。

 

《隋书》上说,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中华书局,1973年,页94)。如果跳出唐人对隋炀帝的抹黑,隋炀帝的文治武功,与秦皇、汉武的确可有一比。就文化政策而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隋炀帝的创科举、重修撰,显然更有进步意义。

 

但在军事战略方面,隋炀帝的政策似乎颇具争议。秦始皇的“灭六国”通常置于“一华夏”的叙事框架之内,被其吞并的六国毕竟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秦始皇用战争手段结束诸侯国之间的战乱纷争,不过是一国范围内的改朝换代(以秦代周)而已。隋炀帝与汉武帝的军事战略也不同。汉朝政权建立以来,匈奴始终是重大外部威胁。在汉帝国北部边境,匈奴骑兵“攻城屠邑,殴略畜产”,长达上百年不得安宁。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带有自卫反击、积极防御的性质。

 

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五册(精装本)有一幅“隋时期全图”。该地图的“图例”说明很有意思,地图政区有古今两种分界线,一为“政权、部族界”,一为“今国界”。整个隋代疆域即以“今国界”为框架,隋帝国的地图着以浅橙色,而在“今国界”之内或之邻的周边国家,如东西突厥、室韦、靺鞨、高丽、琉求等,则分别着以浅黄色、浅绿色、浅红色、浅灰色。而即使以“今国界”为界限与今日中国也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则全部着以白色。这幅地图进行这样的着色处理,是否意在说明,那些着色的国家即使今天不属于中国,但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因此,对它们不能称为国家,只能称之为中国固有国土上曾经存在的不同的“政权”或“部族”。因此,它们与隋帝国的分界线,不是国界,而是“政权、部族界”。

 

然而,一个国家的国土与民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结果。不能设想,从夏商周以降的古代华夏,历经四千多年,始终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由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数千年不变的超稳国家。因此,研究历史,只能从历史的、曾经的客观存在为前提,那些同时存在、彼此对立、相互攻伐、不共戴天的政体,其实都是当时存在的古代国家。只是由于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一些国家(甚至民族)消亡了,一些国家延续了,有的国家政权更迭了,有的国家被外族吞并了,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但不应否定历史上那些政体的历史存在,毕竟它们有不少都是互不隶属的独立国家,尽管它们还不同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从这个基点出发,只有遵从历史的前提,才能对隋炀帝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作出分析。

 

隋炀帝即位之初,于大业元年(605),即对林邑发动了战争。这林邑在哪里呢?“在今越南顺化以南,至西贡(今胡志明市)之北,湄公河之东。”(《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页123)即使按照那幅“隋时期全图”,林邑也处于“政权、部族界”之外。杨广任命刘方为主帅,出动了步、骑、水师万余人,战争的规模可见一斑。战争以挫败了林邑的象队为标志,最终占领了该国国都,隋军取得了胜利。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征讨林邑的隋军死亡什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归途中。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十分牵强,只因杨广听“群臣言林邑有奇宝者”(《资治通鉴》隋纪四),竟然对其发动了一场既不必要、也不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界定?我们当然不希望将其定性为侵略战争,倘如此,一些人所谓“中华民族血液中从来没有侵略基因”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吐谷浑本为东北鲜卑部族的一支,后迁入祁连山麓建立国家,统治今青海、甘南、川西北地区。按照前面提到的那幅地图,吐谷浑也根本不在隋朝疆域之内。今天固然可以指称其为中国境内不同的政权或部族,然而,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大业四年(608),隋臣裴矩游说铁勒部(突厥在漠北的一支)进攻吐谷浑,大破之。隋军又至,吐谷浑可汗伏允率众西遁。吐谷浑统治区域,“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资治通鉴》隋纪五),隋朝政府在当地“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同上)。也就是说,正是通过这场战争,青海地区才正式纳入隋朝的版图。隋炀帝发动的这场战争,即使不算侵略,也算扩张吧,说的好听一点叫做“开疆拓土”,就是把本来并不隶属隋帝国、也并非“无人区”的吐谷浑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为消灭吐谷浑残部,翌年西巡,隋炀帝御驾亲征,渡黄河、至西平(今青海西宁)。吐谷浑仙头王穷途末路,率民众十余万降隋。可汗伏允带少数骑兵远遁。大业末年,由于隋朝政局大乱,伏允重返故地,恢复了其原有统治。对隋帝国来说,吐谷浑可谓得而复失。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以琉求国不受招抚为借口,对琉求国发动了战争。据多数历史学家考证,《隋书》中的琉求国,即今之台湾。杨广派陈棱、张镇周二人率万余水军,进行渡海作战。经月余方抵达琉求。尽管琉求人进行了殊死抵抗,战争的结局仍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琉求国王渴剌兜被杀,隋军掳其民万余人。尽管隋军对琉求作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隋朝政府在战后对琉求既不派兵驻扎,也不派员管理,不仅未建立基层政权,甚至连地名也未正式命名,《隋书》(页1825)一句“自尔遂绝”(从此与琉求断绝了联系),说明隋朝对琉求并未实施真正的统治,因此这场战争无论对于开疆拓土,还是对于招抚琉求,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隋代短祚,从根本上源于隋炀帝的内政外交的失误。隋炀帝好大喜功,野心勃勃,追求四夷宾服,国威远播,很享受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隋帝国之国力的确也曾呈现一时之盛,“东自今之黑龙江、日本,西至于里海,北从贝加尔湖,南及于西贡、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页130),唐代名臣魏征对他如此评论:“炀帝纂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琉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1838)魏征是说,隋炀帝不仅仅是“慕秦皇、汉武”,其实他早已超越了嬴政、刘彻。隋炀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连续发动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从而引发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天下叛乱,最终导致隋朝像秦朝一样成为短命政权。

 

有隋一代,高丽一直是东北亚的强大国家。在隋人看来,高丽不仅是“箕子所封之地”,而且“汉晋皆为郡县”(《资治通鉴》隋纪五),只因高丽王高元对隋炀帝疏于朝拜与进贡,加之有勾结南陈与东突厥的前科,从而引起了隋炀帝的不满。于是大兴兵戈,以示天讨,所谓“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虽然摆的是“堂堂之阵”,打的是“猎猎之旗”,从根本上体现的却是大国霸权的行径。

 

对于隋帝国来说,征伐高丽的战争是空前的,首先,军力动员是空前的,一征高丽就动员了三十军十二卫,史称总113万3800人,号称200万。其支前人员倍之;其次,运输方式是空前的,征伐高丽,正式动用了刚刚竣工的永济渠(大运河),用以调动军队和战争物资。其三,前线指挥是空前的,三次征伐高丽,隋炀帝都是御驾亲征。其四,战争的结局也是空前的,从过程来看,大业七年(611)春征高丽,八年秋败还;九年春再征高丽,夏杨玄感叛,引军回;十年春三征高丽,秋高丽请降,班师。其实,他并未真正达到预定的军事与政治目标,反而引发国内烽烟四起。不过数年,隋朝政权土崩瓦解,隋炀帝自己也死于乱军之手。正如魏征所说,“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隋书》,页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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