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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争议隆中对

在国人的阅读体验中,诸葛亮是三国的魂,三国的骨,没有诸葛亮的三国,如同没有林黛玉的红楼,不可想象。《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诸葛亮的出场,罗贯中制造了许多悬念,作了大量铺排,荆襄民谣,水镜荐贤,徐庶回马,三顾茅庐,层层递进,一波三折,吊足了读者胃口。从诸葛亮闪亮登场,到诸葛亮彪炳史册,最根本、最重要、最成功的剧情就是“隆中对”。

 

“定三分隆中决策”,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回目,体现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与钦敬,而这载体就是“隆中对”。“隆中对”这篇文字也成了千古名篇,不仅载入正史与演义,而且进入了当今的中学课本。历代的史家与作家对“隆中对”的赞赏比比皆是,战略远见、战略预测、战略宏图、战略构想、战略布局、战略想定,天下无匹,人间罕见等等,最根本的是“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成了“隆中对”的核心。

 

一些治史者发现,最早构想天下三分的是鲁肃而非孔明。笔者也发表过《谁信鲁肃定三分》(2015年8月2日《文汇报》)。在“隆中对”中,至少在文字上,通篇没提“三分”,只字未及“鼎立”,只是设定了“汉室可兴”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倒是在鲁肃与孙权的“吴郡对”中,鲁肃同样预言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历史大势,更为关键的是,他直接而明确地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战略布局。“鼎足”者,“三足并立”或“三方对立”也。即使在时间上,“吴郡对”也比“隆中对”早了7年(《三国志·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1268),而当时的诸葛亮还只是一个年方19岁、躬耕陇亩的下乡知青。然而,由于小说戏剧和影视艺术在民间的广泛影响,相信“定三分”出于“隆中对”的仍然是人群的主流。

 

把“隆中对”作为历史事件进行讨论,首先建基于这是一则信史。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信任。陈寿作诸葛亮传,历代史家评价很高,人们通常将陈寿与迁、固(司马迁、班固)或范、欧(范晔、欧阳修)相提并论,《三国志》也成为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重的“前四史”。只因“诸葛亮传”的最后两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书》,页934)在后来的岁月中,却成了陈寿的罪状。这是由于后世的人们不断神化与美化诸葛亮,逐渐将诸葛亮视为神人或完人的结果。

 

最早对“隆中对”未予肯定的是崔浩(?-450)。此人是北魏时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做出过重要贡献。晚唐诗人杜牧曾将此人与韩信、诸葛亮、司马懿相提并论(《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783),南宋学者陈亮谓此人“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张良)无以远过也……”(《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页79)崔浩本人作为名重当时的军事家,当然对军事战略有充分的发言权。他曾如此评论诸葛亮:“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二十四史全译·魏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784)这段评论的核心正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对“隆中对”这一战略构想评价不高,甚至明确指出,“隆中对”只是下策(“此策之下者”),这是对“隆中对”根本的、实质的否定。

 

“隆中对”构成诸葛亮形象的核心部分,否定了“隆中对”,至少暗淡了诸葛亮头上的光环。北宋文人苏洵(1009-1066,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之父),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史学家。他对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提出质疑。他在《权书·项籍》中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古文辞类纂》卷三,页74)苏洵作为四川人,当然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形,他甚至可能对诸葛亮当年的作战地域作过现场考察。为此他写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同上)苏洵议论的是诸葛亮“隆中对”构想的后一阶段的战略形势。按照诸葛亮的设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页913)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不过是战略空想。

 

对许多古籍融会贯通的毛泽东,读到苏洵这段议论,显然是赞同的,他在此书空白处写下一则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00)从这一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隆中对”这一名冠古今的重大事件总体上是否定的。毛泽东熟谙中国的历史与古籍,他在阅读中曾经写下大量评语与批注。然而,这则批语极少为人提及。大概由于诸葛亮、毛泽东都是名人,人们难以取舍之故罢!

 

襄阳隆中竖立着一通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撰于1964年岁首,思考的是诸葛亮如果没有“隆中对”这一际遇其历史归宿将会如何的问题。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异。陶潜曾任县令,但向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郭氏此文照搬了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全唐诗》卷657)的思想。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时会”只是外部条件,自身的秉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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