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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卢森堡的批评

来自卢森堡的批评 

 

安立志

 

人们往往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前不久,通过《随笔》杂志刚购到一本花城版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又想着如何搞到作者另一名作《论俄国革命》。《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牺牲前在德国布累斯劳狱中的一部未定稿。该书对于当时发生不久的俄国十月革命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与批评。书没买到,好在网络提供了下载的方便。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位颇具争议的革命家,反动派称她为“嗜血的罗莎”,工人们称她为“勇敢的女英雄”,因为这本《论俄国革命》,一个叫露西·菲舍尔的人,根据斯大林的授意,竟然将卢森堡其人和这部具有思想穿透力的著作,轻蔑地贬之为“仅仅是一种梅菌”(《狱中书简》)。

 

在一篇短文中,对这个传奇的革命家进行评述是不可能的,仅就她在《论俄国革命》中对布尔什维克初期政权的批评以及涉及的专政、民主、自由等问题,写一点阐释性的文字。

 

任何执政者,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在所有批评中,来自下层和外界的批评是最容易应付的。即使批评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处理起来也往往会出现四种情况:一种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谏如流,虚心接受。中国唐代的君主李世民应当算作一个正面典型。一种是说者谆谆,听者藐藐,或推聋作哑,或竭力反驳。当然,这种反驳一般不具有敌对或仇视的性质。一种是极力诋毁,全面抹黑,以“异端邪说”视之,以“敌对势力”待之。只要将批评赋予“敌意”,那么,批评本身的正确与否将变得毫无意义。由于这类批评者通常来自外部,处于权杖的半径之外,因而,这种做法往往属于无奈之举。一种是“封口”政策,禁止出版,限制自由,投入监狱,割断喉管。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由于批评者处于权杖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收拾起来比较方便。

 

作为批评者,后面三种情况,卢森堡基本上都领教了,唯独没有遇到第一种情况。列宁对卢森堡的批评,拒不认错,并与之激烈论战,但在她逝世后,列宁仍然下令出版她的传记和著作的完整汇编,并对其给予客观评价,“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而作为间接的被批评者,斯大林就不同了,他“下令对于罗莎·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猛烈攻击”(《狱中书简》),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流风所及,即使在中国的社科界,关于卢森堡的研究,也长期成为禁区。至于卢森堡对德国政府的批评,可谓遍体鳞伤。她一生九次被捕或被监禁。1919年,她在德国被捕后,当日即被残杀,遗体丢入兰德维希运河,五个月后才浮出水面。

 

从根本上讲,卢森堡对俄国革命是肯定的、支持的,她热情洋溢地赞赏以列宁、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他们始终有着这样的不朽的历史功绩: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论俄国革命》,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同此)卢森堡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她对俄国革命不是仅仅出于感性的激赏,更多地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她指出,由于“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话,表明了卢森堡为什么对俄国党和政权进行批评的动机。由此可见,她对布尔什维克初期政治的批评,完全体现了善意的、完美主义的倾向,而且,按照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的意见,她的这些批评,也是“精准的、令人诧异的”。(《狱中书简》)要知道,此时的卢森堡尚被监禁在德国的监狱之中。

 

她以极其冷静和深刻的理论思维,指出了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暴露出来的致命缺陷。她尖锐地批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曾强烈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对于立宪会议的拖延,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契机。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立宪会议并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这一行动当然是有“理由”的,那就是片面强调“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立宪会议本身的缺陷,作为推行“按照某种抽象的、‘正义性’公式建立”的苏维埃制度的政治借口。针对布尔什维克刻意制造的这一政治借口,她批评道,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惟—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这一论断,体现了她对革命成功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的深刻思考,她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

 

这个身陷缧绁的女革命家,以极其敏锐与深刻的洞察力,察觉了俄国革命和俄国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隐患。针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专政而否定民主,从而导致大量杀戮与社会恐怖的做法,她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而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要建立这一政权制度,“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她如此描述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生态,“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指出:“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正因如此,她十分担心地指出,“革命的扭曲比革命的失败更加可怕”。(《狱中书简》)这从苏联时期的恐怖统治和肃反运动的严重后果来看,真可谓洞若观火,一语成谶。虽然卢森堡“没有看见列宁后继者的公然犯罪”,阿伦特激动地写道:“历史事件难道没有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苏联的历史不正是这种革命‘扭曲’的可怕危险的长时间体现?”(《狱中书简》)历史证明了卢森堡超人的政治预见性。

 

俄国党对于民主价值的否定,是从对代议制民主的否定着手的,从而为之后的极权体制开创了先河。卢森堡作为在西方政治文明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保持了较多的文化自觉和政治清醒。针对托洛茨基关于“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并以此否定代议制民主的论点,她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内核作出了深刻分析:“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根据俄国政权初期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她对革命政权的任务与性质作了阐述,她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幸的是,自俄国革命始,当时世界上一切以工人阶级政权相标榜的政治实体,都没有真正完成这一任务。

 

《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形态。因此,在谈到民主问题时,卢森堡也总是把民主与自由联系到一起。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似乎她已经预见到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自由的概念和属性可能遭到曲解或歪曲的危险,她在《论俄国革命》书稿的边页上,特别地作了注解:“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而广为流传(《狱中书简》),同时,这一名言也成为后世一切关于自由的定义与学说的灵魂与本质。许多年之后,在苏联流传过一个政治笑话,美国人因为拥有在白宫抗议美国总统的自由而骄傲,苏联人也为拥有在红场抗议美国总统的“自由”而自豪。这个政治笑话揭示的是苏联政治关于自由的苦涩而尴尬的社会现实。然而,卢森堡在九十年前,已经对这一畸形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作出了深刻的诠释。

 

  阿伦特不无遗憾地指出,卢森堡“没有活到足够的年龄看到自己是多么正确,看到(苏联的)恐怖和道德恶化”,同样,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理想与伟大智慧的革命者,她也没有看到自己献身的事业取得胜利,就在黑暗中仆倒了,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批评者,她的思想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她的智慧仍然为后世所景仰,尽管她的一生包括她的身后命运是如此的坎坷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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