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帜，导致连年战乱，饿殍遍野，曹操笔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并非文学虚构。改朝换代如此，同室操戈也是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难，也曾演出过一幕 “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青燐白骨，怵惊心目”（《南宫县志·兵事篇》）的历史悲剧，正因如此，我辈才成为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裔。
前不久，翻阅一本咏史诗集，在楚汉风云一节，对项羽其人，不乏弹赞叹惋者，甚至虞姬和骓马也成了咏叹对象，真正涉及民众的却寥若晨星，只有韩愈与张可久的一诗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项羽、刘邦步陈涉、吴广后尘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秦之后，本应与民休养生息。由于各路豪强争权夺利，战乱频仍，连年兵燹，致使“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卖花声·怀古》）倒是项羽体现了比刘邦更高的精神境界。楚汉相持，胜负未决，青壮年厌倦了军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意思是说，天下连年战乱，只因我们二人。倒不如我们单打独斗，以决雌雄，以免连累天下苍生。项羽的建议遭到刘邦的拒绝，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广武涧对话。且不论项羽是乱世枭雄还是起义首领，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为念，难能可贵。而他这种意识并非电光石火、昙花一现，在乌江之战中，他本来可以乘船过江，摆脱困境，甚至“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杜牧《题乌江亭》）然而，项羽却毅然选择了自刎。项羽是否具有以一人独生为耻，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境界，可以讨论，项羽毕竟没有采纳乌江亭长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从而没有酿成“真成一掷赌乾坤”（唐·韩愈《过鸿沟》）的惨局，而这正是他的悲壮之处。
项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将人民生计置于王权争夺之上的思想，没有机会实践。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这一思想的渊源要久远的多。在《庄子·让王》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居住邠（bīn）地的太王亶（dàn）父，遭到狄人进攻。纳捐进贡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说,“与人之兄居而却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于是拿起马鞭离开邠地。民众成群结队跟随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
在这段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分析与关注。一是“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历史舞台上的走马灯，诚如元人张养浩所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山坡羊·咸阳怀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山坡羊·骊山怀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刘李赵朱；皇城旗幡的标志可能是蛮夷羌狄，然而，百姓的命运却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如此说来，亶父老先生所谓“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并没有根本错误。因此，他才会劝百姓“子皆勉居矣”（“你们都和狄人凑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权时代，“为吾臣”还是“为狄人臣”，“臣民”是无权选择的。为摆脱这种无论“兴亡”只能“百姓苦”的历史宿命，人民只能按照《国际歌》的精神，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社会的管理者。这也是当今之世政治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不要因为养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养活的人民”）。这一点则体现了更为先进的思想价值。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众，皇上与政权只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赋税）供养的上层建筑，更不应为了“王权”的延续而伤害民众利益了。当时还没有“人权”这样的现代概念，庄子只是称亶父为“能尊生者”（即能够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与项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点同样顾及了民众的生命与生计。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统治者养活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颠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来，当“王权”危及“人权”时，“王权”应当让位于“人权”，而不是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权”。这说明，在亶父的潜意识里，“人权”是高于“王权”的。
那么，在今天，当多数国家“王权”已为“人权”所取代，“人权”高于“王权”自然十分正常。然而，这样的道理，说者容易，贯彻实难。今年初，著名历史学
亶父居邠的故事，我是在整理围绕《沁园春·雪》的笔战资料时，从
2011年第12期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2012年3月12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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