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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隋炀帝的纪念碑

——隋书手记之四

 

杨广于公元604年隆重登基,到618年死于非命,在位14年,年号都没改,死时不过50岁。然而,在他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就其政绩而言,可谓空前绝后。

 

隋炀帝一生推动的重大工程,包括开运河、筑长城、辟驰道、造东都、营宫室、建粮仓等多个方面。

 

对隋朝政权来说,这些基建项目,除了“营宫室”一项,每项工程都具有经济与战略意义。所谓宫室,其实就是最高领导人外出视察下榻的行宫与别墅。历代领导人对此都很重视,并不独隋炀帝为然。隋炀帝建造的宫室,遍布帝国南北,计有显仁宫、晋阳宫、汾阳宫、西苑、丹阳宫、毗陵宫等。《隋书》和《资治通鉴》为了突出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对于其营造宫室记载最为详尽。很显然,这样的记载寓有贬低之义。

 

隋炀帝一生功过,无论正史还是戏说,绕不过的史实就是开凿大运河。然而,开凿运河的史实,却不同于后世之传说。

 

开凿运河并非始于隋炀帝

 

开凿大运河,无论作为历史功勋还是历史罪孽,往往指向隋炀帝一人。许多人不清楚,隋代修建运河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其父隋文帝杨坚。

 

开皇四年(584),由于各地物资在调运首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过程中,存在交通上的障碍,一是渭水沙多水浅,二是黄河砥柱凶险。于是隋文帝下令疏通河道,开凿运河。诏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683-684)

 

短短的文字,将开凿运河的总体规划、勘探设计、施工要求、长远意义,讲的很清楚,甚至考虑到天气炎热对劳工的影响。诏书下达后,很快进行部署并开工建设,“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同上,页684)

 

由此可见,隋代开凿的第一条运河,是在隋文帝杨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位于今陕西省境内,即从大兴城到潼关,这条运河名曰“广通渠”。

 

哪些运河是在隋炀帝时期完成的?

 

隋炀帝登基后,直接推动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宏伟工程。隋炀帝不仅是这一工程的推动者,也是完成者。与其父皇相比,新开凿的大运河,无论规模、长度还是系统,都是前所未有的。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主要有四段。

 

一是开凿通济渠。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下达开凿通济渠的命令,征调河南、淮北百姓,前后达一百余万人。通济渠的走向大体是这样的:从洛阳引水到黄河,又引黄河水入汴水,再引汴水入泗水(12世纪末叶,黄河南决,夺汴、泗入淮,泗水在苏、皖境内不复存在)到淮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618)

 

二是开凿邗沟。与开凿通济渠同年,又征发淮南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邗沟是古运河,主要工程是挖掘与疏浚。邗沟北接通济渠,南入长江,是大运河在长江以北的南段工程。(同上)

 

三是开凿永济渠。大业四年(608)春,征发黄河以北一百多万人,引沁水(黄河支流,流经山西、河南两省)向南到黄河,再向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内)。在永济渠工程中,首次征调妇女作为河工。(《资治通鉴》,页5636)

 

四是开凿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冬,炀帝下令开凿江南河。江南河,顾名思义,是大运河位于长江以南的河段。史书如此描写,“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页5652)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程智慧。大运河利用天然河道和古代运河的自然走向,从西向东开凿出一条“<”字形的、辐射我国东部的人工河道。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以隋东都洛阳为中心,如同两条射线,东北线从洛阳至涿郡,称永济渠;东南线由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从洛阳至余杭。大运河的四段工程,比如通济渠和邗沟的开凿,“皆为沿谷、洛、汴、泗、邗沟等之故道,疏而深广之也”;永济渠“亦皆依旧河而疏濬者也”;而江南河“仍是沿古时渠道疏凿者”。(《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页14)

 

隋代运河与元代运河之异同

 

隋炀帝时期的大隋帝国,事实上存在三个政治中心,首都在大兴城(隋文帝建立的首都。今陕西西安),又有东都洛阳(隋炀帝登基即强化其地位),隋炀帝本人则特别偏爱江都(今扬州),不仅多次前往巡视,而且长期就地办公。

 

隋代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有余杭、涿郡两个支点或终点:东南向,经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直达余杭(今杭州);东北向,经永济渠直达涿郡(今北京)。虽然隋代运河沟通了北至北京、南到杭州的中国东部广大地域,但其河道走向并非南北贯通。

 

蒙古政权建立之后,作为庞大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元朝(也称大汗汗国),将其政治中心设在位于中国北方的大都(今北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长江下游当时已是经济富庶之区。要把江南的丰饶物产运到大都,按照隋代大运河的路线,就要从江南经过通济渠到达洛阳,再从洛阳转道永济渠到达大都(蒙元政权的首都),过于绕道,颇费周折。这就是蒙元当局整修大运河的内在动力。

 

蒙元当局修建大运河,显然以大都为中心,直接以杭州为支点或终点。工程主要有两段,一段是从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对大运河进行了截弯取直。至元二十六年(1289),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向蒙元执政者提出建议,要开凿会通河。会通河“首事(开工)于是年正月已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忽必烈)赐名曰会通河。”(《二十四史全译·元史》,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1245)可见,贯通南北是首期工程。这段河道甚至是忽必烈命名的。可见蒙元当局对大运河的重视。

 

另一段是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解决了船运物资到达大都的最后50里。修建通惠河的建议是当时最优秀的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提出的。通惠河“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鞔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同上,页1228)河道也是蒙元当局命名的。从其作用来看,对于官民双方都是有利的。

 

由此可见,元代大运河是一个中心(大都),一个支点(杭州),其河道走向更接近于今之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的千秋功罪

 

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东部水路的交通大动脉,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与兴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隋代运河的开凿,中经唐、五代、两宋,历近七个世纪,直到蒙元政权建立才对运河进行整修与改造。今日之京杭大运河,是在隋代、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的修整、疏浚与重修(明永乐年间,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延伸至今徐州境内,真正实现了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才形成了今天的面貌。且不论历代统治者修建运河的政治、经济、军事动机是什么,这个伟大工程也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心血与汗水,沿河各地当然也埋葬了无数为运河河工的累累白骨!

 

唐朝继隋而起。唐朝政权建立之初,以李世民为首的初唐政治家就反复强调吸取亡隋的历史教训。事实上,唐朝政权是隋代运河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人们并未忽视对于隋代治国得失的反思。

 

中唐诗人李益的《汴河曲》(《全唐诗》卷283),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深邃的历史情怀,他如此抒发对大运河这一历史遗产的深沉思索——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尽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中唐另一位诗人李敬方,似乎对隋朝这一胡人色彩浓重的西北政权存在心理隔膜,他的《汴河直进船》(《全唐诗》卷508),谴责的就是隋朝政权对东南地区的经济掠夺——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晚唐诗人罗邺的《汴河》(《全唐诗》卷654),似乎在谴责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开凿大运河,显然造成了民力的摧残与浪费——

 

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

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如何看待隋炀帝以举国之力开凿的大运河?后世历史学家曾有许多评论。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由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载,“炀帝开河有四:曰通济渠、曰邗沟、曰永济渠、曰江南河。此四大运河,沟通东南、东北诸富庶之区,商旅繁盛,故隋之富,为自古以来所未有。”(《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页123)这几句评语是从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发表的评论。此书的编纂者大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军人与学者,这部著作既曰战争史,自然不会忽视大运河的军事作用。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发动了征伐高丽的战争,而“隋之战争方略,水军以江都(今江苏扬州)为总策源地,东莱(今山东烟台)为前进基地,……至于运输则利用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五条运河,及河岸之陆道,为大军后方运输补给线路。”(同上书,页139)这就清楚地表明,大运河在国家处于军事动员或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国历史学者的看法,外国学者对大运河是如何评价的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崔瑞德指出,“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135)

 

末唐诗人皮日休有两首《汴河怀古》(《全唐诗》卷615),其二是这样说的: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他的看法比较接近西方学者的意见。虽然他高度评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可与大禹相提并论,然而,“若无水殿龙舟事”一语,仍然对杨广提出了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唐人诗句中的“汴河”,是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指大运河。

 

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中国史学对杨广的评价是存在偏颇的,“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剑桥中国隋唐史》,页132)

 

两个西方人敏锐地注意到“《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同上,页130),比如下面这个例子:“(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页5619)一方面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一方面是官吏的如狼似虎,一方面是百姓的死尸枕籍。这样记载,当然是触目惊心的。不过,这样的评价总让人觉得太过离谱。

 

晚唐诗人许浑的《汴河亭》(《全唐诗》卷534),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传闻抒发了自己的感受: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

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

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

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如此看来,大运河当然是隋炀帝皇帝生涯最为重要的纪念碑。然而,这座纪念碑,到底是隋炀帝的丰碑还是耻辱柱,千年以降,似乎仍然存在争议。在我看来,至少应是一座纪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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