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银高速公路通车前，每年回乡探亲，都要走清河县城。当我第一次经由时，看到“武松公园”的大门，马上意识到，山东快书中“当哩个当，表一表好汉武二郎”，英雄的故乡原来在这里。

武松这个人物，由于《水浒传》、《金瓶梅》的传播，加之评书、戏剧以及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的渲染，可谓家喻户晓。武松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上了名单的。

在《水浒传》、《金瓶梅》中，武松高大威猛，是个打虎英雄，而其兄武大郎身不满五尺，相貌丑陋，人称“三寸丁谷树皮”。找了个漂亮老婆潘金莲，却是一个伤风败俗，谋害亲夫的出墙红杏。数百年来，武大郎与潘金莲几乎成了丑陋与淫荡的代名词。

CCTV4“走遍中国”栏目2009年12月17日播出了在河北清河县拍摄的《武松兄弟与清河县》。经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在武松兄弟的故事中，存在着历史与文学的巨大反差。武大郎与潘金莲均实有其人。武大郎（武植）是清河县孔宋庄人，潘金莲则居住在一河之隔的黄金庄。当地人介绍，1946年初，武植墓被掘开，根据出土的武植骨殖推算，其生前身高至少一米八。其《墓志铭》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公少时聪敏，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植根本不是“三寸丁谷树皮”，也根本不是卖炊饼的。武植其人不仅中过进士，官拜七品，且政声清廉，受民拥戴。其妻潘金莲不仅不是淫荡不羁、毒杀丈夫的淫妇，而且是一位知书达理、默默持家的名门淑媛。更为奇者，真实的武松生活于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而真实的武植，则在明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由此计算，武松比武植长了将近300岁，但在施耐庵笔下，明代的武植竟然成了宋代的武松之长兄，这真是典型的岳飞拜张飞，秦琼战关公。

这种错位是如何造成的呢？记者采访时，有人提供了这样的情节，武植有一位盟兄弟，家道中落，又不幸遭遇家火，便求助于时任山东阳谷县令的武植。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因武植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只是来时见了一面。这老兄以为武植故意避而不见，一气之下返回清河。一路之上，为泄私愤，他在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还画了很多讥讽武植的图画。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房已经竣工。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其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着盖好新房。这老兄懊悔不已，急忙赶回阳谷，把他一路所写所画全部涂掉。谁知“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这些东西已被同代的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由是铸成了武大郎的千古冤案。

这段故事试图在历史与文学的鸿沟上搭建一座桥梁，其实，这样的桥梁不搭也罢。1985年，一位四川作家曾写剧本公开为潘金莲翻案。此种举动，为名耶，为利耶，局外人无法评论，作为小说人物的武大郎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大郎，体现的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不同向度。500多年前的历史恩怨，没有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有人说，《三国演义》九分真实一分演义，《水浒传》九分演义一分真实。然而，这并不影响历史、文学两界的人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分享其精神营养。

　　历史的根基在于真实，文学的特征在于虚构。历史真实可以作为文学真实的创作基础，文学典型不可理解为历史典型的摄影复印。这是因为，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历史是文学的背景，文学是历史的反映。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人们可以在文学中发现历史线索，却不能在文学中坐实历史事实。人们可以在历史中发现文学元素，却不能将历史戏说成文学作品。在《红楼梦》中，试图索隐出雍正王朝宫廷内争的历史密码，在《三国演义》中，极力掩饰关羽也曾争风吃醋的千古糗事。对于武大郎的千古冤案，你谈你的《墓志铭》，他谈他的《水浒传》，出于历史的义愤，还是出于苗裔的认领，其实都没有多大意义，鸡同鸭讲，牛头马嘴，总有点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