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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 问题分子

 

在一些人眼里,杂文是“问题文体”、杂文家是“问题分子”,习惯于挑刺,热衷于找茬,满眼都是问题、都是阴暗面。有人“深刻”地批评,写杂文是“只提问题,不给答案”;有人“宽厚”地劝谕,杂文家不能老讲问题,重要的是建议。

杂文家是“问题分子”,其实还有不少类似的分子,比如“问题少年”、“问题学生”、“问题员工”、“问题人物”。总之,冠之以“问题”二字的大都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一个无视能量不分正负的物理学常识、蓄意臆造的、用来褒贬事物的人造名词,其反面称为“负能量”)。这些事物、过程与人物,一旦与“问题”有染,立马变得政治不正确,变得不可靠,甚至变得错误或邪恶。

要消除“问题”的负面影响,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必须找出一些使之服膺的权威言论来解决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即此之义。

什么是问题?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页289-290)毛泽东也曾说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页796)习近平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由马克思、毛泽东对问题的定义,到习近平强调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我党的意识形态并不回避和排斥问题。就现实而言,一些领导者的确不愿讲问题,这在一些官僚机构的文牍中体现的最为典型。每到总结工作,讲成绩总是洋洋洒洒,说问题总是支支吾吾。在一些人看来,问题不单单是马克思、毛泽东定义的呼声与矛盾,而是弊端、污点与错误。由于这些问题有可能影响本单位或本人的荣誉与升迁,于是文过饰非、淡化问题,甚至将一切谈论问题的言论视为禁区。

如此看待问题,真是小看了问题。马克思讲的是“时代的呼声”,毛泽东说的是“事物的矛盾”,习近平的“问题意识”,所指的也是“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都是深刻而宏大的命题。时代的进步,事物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不间断的过程。

马克思那句名言出自《集权问题》,此文并非讨论集权的专论,看来集权的确容易出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89)翻开“马恩全集”,带有“批判”二字的标题不知凡几。马恩的批判自然不同于“十年浩劫”时的大批判,往往取批点、判别之义。而这种批判针对的正是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大多体现了极其深刻、极其广泛的问题意识。而这与一些人动辄指责别人只看问题,只挑毛病;一味批评,一味否定的判词大异其趣。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俯拾即是。伽利略发明改进天文望远镜,眺望遥远的深空,不正是在发现问题(日心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博览众籍,披沙沥金,皓首穷经,孜孜矻矻,不是也在发现问题(剩余价值)!居里夫人不顾辐射的危害,埋首于实验室,观察物质的结构与变异,不也是在发现问题(钋和镭)!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问题;前人发现的问题,也不是所有后人都能认识。至今仍然有人对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心存疑虑也属常态。上述诸例,更可理解马克思所谓“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直接的警醒意义。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任何一项进展与进步,都起步于“问题意识”。然而,发现问题必然要经历磨难、承受风险,磨难与风险几乎是问题的伴生物。磨难与风险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传统思维。“从来就是这样的”,成为许多人无视问题、漠视问题的思维定势。其次是权威结论。有些人只迷信名人名言,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蹈常袭故自然不会发现问题。三是权力藩篱。一些人并非不知其中有问题,而是选择无视和遮蔽,对所有可能的问题,利用权力强力阻止,因为这关乎其权力与利益。

对传统的思维提出挑战,对权威的结论提出异议,对既定的权力提出质疑,往往被贬之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改革开放初期,这些行为有了好听的名字,比如“拨乱反正”、“逆向思维”、“反思”等等。“离”了传统的“经”,“叛”了权威的“道”,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异议人士”。在罗马教廷看来,布鲁诺是这类人;在西欧诸国看来,马克思是这类人;在苏联官方看来,萨哈罗夫是这类人;在极左分子看来,张志新也是这类人。善于或热衷于发现问题的人们,被称为“逆向思维”、“反动分子”,并非名不副实。相对于“错误结论”而“反动”,相对于“传统思维”而“逆向”,这本身就体现了“问题意识”。在这里,“逆向”或“反动”是基于思维维度的定义,这些人也可概乎言之“问题分子”。

社会发展的轨迹证明,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正是无数的“逆向思维”与“问题分子”推动的。这些“问题分子”功不可没。无数事实证明,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保持一致,思想统一,不可能有“问题意识”,也不可能有创新思维,对于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推动作用。何况“万马齐喑”、“众口一声”、“鹦鹉学舌”本身就是问题。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代表科技发展趋势的,永远是那些不拘一格,不守定见,敢于质疑,不惮妄议的“问题分子”。马克思以思想家的智慧,深刻看到了这些反动分子(他并不对反动分子加引号)的进步作用,他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因此,人们自己把反动分子当作真正的先进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90)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反动分子”,不仅不是“问题分子”,反而是“真正的先进分子”;他超越时代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马克思是思想家,是革命导师。然而在他身后,包括那些把马克思当作祖宗的人,有几个不是以打击“异端”、消灭“反动”为名,摧残真正体现了社会进步与科技进步的“问题分子”。

“问题分子”的意见就是问题,正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真理标准的讨论,不也正是这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么?可见,“问题分子”要“公开的”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确需要“无畏的”的精神,彭德怀、林昭、张志新因为“问题意识”付出了生命代价。然而,在当时,他们并不是被当作“问题分子”,而是当作“反动分子”甚至是穷凶极恶的、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处理的。他(她)们没有被当作“任何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而是成为消灭一切“问题”或者“问题意识”的牺牲品。

如何看待问题,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例子。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日记只有一行字:“无事可记”。(《法国历史轶闻》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5年,页255)次日凌晨,大臣向他报告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他困惑地问:“是一场叛乱吗?”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法国革命史》,米涅著,商务印书馆,1977年,页48)正是这一天,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一个多月后,路易十六签署了影响巨大的《人权宣言》;三年多后,他被处死在经过自己亲手改进的断头台上。另外两个例子则为国人所熟知,一是扁鹊见蔡桓公,一是曲突徙薪,不再详述。

无论国王与大臣,还是官员与学者,有时就是如此愚蠢,如同马克思批评的那样,“如果这个或那个蒙昧主义者不同某种现代潮流作斗争,如果他不对某件事情提出问题,那么问题也就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反动分子”想像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页290)三个例子,无论革命、疾病、火灾,都是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法国国王对国内动荡的政局懵然不知;蔡桓公对自身日益加重的病情讳疾忌医;而烟囱主人则根本无视邻人的火灾预警。也许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臣、扁鹊、邻人等“问题分子”制造出来的。这三者,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态度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缺乏“问题意识”。

如何对待“问题”与“问题意识”,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由于马克思已确立了问题的时代性,“问题”本身自然归于时代;那么,归于个人的就是“问题意识”与“问题分子”了。时代有晴雨,而“问题分子”才是晴雨表。因此,“任何一个时代”要增强“问题意识”,首先要培养和保护“问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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