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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重重的影像——诸葛亮躬耕地(二)

十四

 

在我国,最为官方推崇的古代人物非孔子莫属,因其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控制社会与民众的统治理论。而最为民间推崇的古代人物则是诸葛亮,他几乎是国人智慧与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躬耕地已经笼罩在历史、文学、功利的浓重迷雾之中,何况躬耕地的这位主人!诸葛亮的形象深入人心,首先得益于《三国演义》。然而,这部文学名著“有利”也“有弊”。诸葛亮每到关键时刻就掏出锦囊妙计,对于当时的事件、人物,在时机、心态、想法的把握上,如同事先输入的电脑程序,神机妙算,不差毫厘,诸葛亮可谓人神;而在借东风、八阵图,以及临终禳星等情节上,诸葛亮披发仗剑,祭坛步斗,可谓妖神。这也正是鲁迅指《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35)的主要原因。

 

十五

 

诸葛亮作为一个家喻户晓、名闻遐迩的历史名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作过不同评论,比如,评论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中唐丞相杜黄裳指出:“诸葛亮王霸之佐,二十罚以上皆自省之,亦为敌国所诮,知不久堪。”(《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页342)再比如,评论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评论道:“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何博士备论·蜀论》)又比如,评论诸葛亮忠君思想的,元人陶宗仪在《论秦蜀》中说:“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南村缀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页304-305)评论古人原没有固定之圭臬,乐山乐水,见仁见智而已!

 

十六

 

第一部对诸葛亮作出客观评价的史书是《三国志》,而这部史书的作者却是诸葛生前旧部、西晋史学家陈寿。南朝梁人刘勰如此评价《三国志》:“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页203)荀勖、张华与陈寿同朝为官,且为陈寿的上司。他们居然认为,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堪与《史记》作者司马迁、《汉书》作者班固相提并论。

 

清初学者钱大昕在《三国志辩疑序》中出:“吾所以重承祚(陈寿)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司马迁)班(班固)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范晔,《后汉书》作者)、欧阳(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作者)。”(《钱大昕全集》0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384)这种评价与刘勰一脉相承!

 

当然也有批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的,倒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为陈寿说了一些公道话:“以势而论,则(习)凿齿帝汉顺而易,(陈)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

 

应当指出的是,《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样,都是私人修史。正因如此,后人将这四部史书合称“前四史”,视为我国纪传体史学名著。考虑到陈寿与诸葛亮曾经有过一段私人关系,才使得这部史书的记述弥足珍贵。

 

十七

 

正是在这部获得我国史学界赞誉的史书中,陈寿对诸葛亮作出以下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书》,页934)其实,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在格局上,如同今天的组织部门作出的干部鉴定,“成绩是主要的,还存在某些不足”。然而,就是这点不足,就是这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在之后的将近两千年里,却招来不少非议。

 

十八

 

北魏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崔浩(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南宋著名文人陈亮曾经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并列)与毛修之在谈论诸葛亮时,一方面,他们对陈寿的《三国志》评价甚高,称其“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班固)史以来无及寿者。”另一方面,对诸葛亮也有微词。

 

毛修之指出:“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他听说,陈寿曾经挨过诸葛亮的板子,甚至多达百下,陈寿对孔明怀恨在心,所以才挟恨报复。

 

对于毛修之的看法,崔浩并不认可,他指出:“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他认为,陈寿出于故交旧友的考虑,不但没有对不起诸葛亮,而且有溢美过誉之嫌。说陈寿对诸葛挟恨报复,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这样分析,“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而以为管(仲)萧(何)之亚匹,不亦过乎?”他认为,“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其实是下策,这是对“隆中对”的实质否定。基于这一看法,陈寿却将诸葛亮称为“管萧之亚匹”,显然有过誉之嫌。

 

崔浩进一步指出,陈寿关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说法并未失实,“亮既据蜀,恃山险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返;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毛修之对崔浩阐述的看法最终表示赞成。(《二十四史全译·魏书》,页784-785)这段话是从诸葛亮多次出兵伐魏的作战经历进行分析的。而诸葛亮失败的过程,恰恰说明陈寿作出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结论并非无稽之谈。

 

十九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在一次朝堂论政之时,当着众臣之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从政品格,并要求群臣以孔明为榜样:“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亮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全唐文》卷十,中华书局,1983年,页121)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得到唐太宗的充分肯定,不过,他在谈话中没有涉及诸葛亮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

 

《晋书》是房玄龄奉唐太宗御旨修纂的。客观地说,房玄龄对于陈寿和《三国志》评价都很高,他在回顾历代史学家时指出:“丘明即没,班马(班固、司马迁)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3册,页1843)然而,他在陈寿与诸葛亮的关系上却有“独到”的发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男子剃发之刑),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同上书,页1824)其意无非是说,陈寿的父亲受过诸葛亮的处分,陈寿自己也遭到诸葛亮之子的轻视,因此陈寿才会利用修史之机对诸葛亮挟私报复,才对诸葛亮写下那两句评语。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房玄龄与李世民在胸怀方面的差距。李世民举了廖立、李严的例子,说明诸葛亮如何出以公心,秉公执法,即使被其处理过的官员也无怨恨之心。房玄龄却断定陈寿对诸葛亮评价不高的两句话,是因为陈寿对诸葛亮处理其父心怀不满。然而,房玄龄载入《晋书》的这一细节,并未被后代史家普遍采信,认同这一细节的只有唐代的刘知己等个别人。不过,房玄龄在《晋书》中并无毛修之提到的陈寿曾经“被挞百下”的严厉处分这一细节。就我本人的阅读范围而言,这个说法,几乎只是孤证。

 

二十

 

唐初著名文学家、《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在《三国论》中写道:“以先主之宽仁得众,张飞、关羽万人之敌,诸葛孔明,管乐之俦,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几有济矣!然而丧师失律,败不旋踵。奔波谦(陶谦)、瓒(公孙瓒)之间,羁旅袁(袁绍)、曹(曹操)之手,岂拙于用武,将遇非常敌乎?……比到当阳,众十万余。操以五千之卒,及长坂纵兵大击,廓然雾散,脱身奔走。方欲远窜,用鲁肃之谋,然投身夏口。”(《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59)王勃谈到的诸葛亮初出茅庐的第一场战役,就发生在襄阳及其以南的当阳附近。建安十三年(208),诸葛亮刚刚为刘备猛虎添翼。然而,在曹军的追击之下,刘备率残兵败将十余万人,从樊城到襄阳,之后一路南下,败退当阳(今湖北当阳市)。而曹操的追兵为迅速达到战果,丢掉辎重、轻骑疾进,使得刘备溃不成军。在这期间,张飞据水断桥之事有之,赵云大战长坂坡则史书不载,“备弃妻子(刘备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最后被赵云救出),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资治通鉴》汉纪57)刘备、诸葛亮等残余人马,仓卒间东渡汉江,最后与关羽在夏口(今武汉汉口)会合,才避免了灭顶之灾。让人不解的是,刘备请出用兵如神的诸葛亮,再加上张飞、赵云两员名将,刘备的十余万人马,在五千曹军的追杀之下,竟然如同丧家之犬!王勃的质疑是,“于时诸葛,适在军中。向令帷幄有谋,军容宿练,包左车之计,运田单之奇,曹悬兵数千,夜行三百。辎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可不一战而擒也?坐以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何异驱犬羊之群,饵豺虎之口!故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重订新校王子安集》,页160)

 

我在《谁信鲁肃“定三分”?》(2015年8月2日《文汇报》)一文中,曾对“隆中对”作过分析,依托的史据主要是《三国志》。而“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却是出之于鲁肃对孙权的“吴郡对”。在“隆中对”中,只字不曾出现“三分”或“鼎立”,只是设定了“汉室可兴”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反之,在“吴郡对”中,鲁肃已经预见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且向孙权明确提出了“鼎立江东”的战略布局。即使在时间上,“吴郡对”也比“隆中对”早了7年(《三国志·吴书》,页1268),而当时的诸葛亮还只是一个年方19岁、躬耕陇亩的青年农民。作为“隆中对”核心的“孙刘联手,共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实施,都是鲁肃主动采取行动,“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操),皆(鲁)肃之本谋。”(《三国志·吴书》,页1269)《三国演义》出于美化诸葛亮的目的,竟然出现了“定三分隆中对策”的回目,这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差异。王勃的分析,再现了诸葛亮受邀出山最初的战局与形势。刘备在曹操大军的追迫之下,时在刘备军中的诸葛亮同样束手无策,同样疲于奔命。王勃的上述分析,正是基于当时的战局,从而得出了“故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的结论,可见,他对陈寿的看法是极表赞成的。

 

二十一

 

“隆中对”是诸葛亮形象的核心部分。否定了“隆中对”就是对诸葛亮本质上的不肯定。北宋文人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之父),对于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也提出质疑,他在《权书·项籍》中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古文辞类纂》卷三)苏洵议论的是诸葛亮“隆中对”后一阶段的战略形势。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构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页913)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战略想定,不过是战略空想。

 

对中国古籍融会贯通的毛泽东,读到苏洵这段议论时写下一则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00。见2017年2月14日《学习时报》、“人民网”)在毛泽东看来,“隆中对”作为战略构想其实是战略“失误”。当然,毛泽东对实施这一战略也不会有肯定评价。从这一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隆中对”这一名冠古今的重大历史事件总体上是否定的。毛泽东熟谙中国的历史与古籍,他在阅读中曾经写下大量评注与批语。然而,这则批语极少为人所提及。大概由于诸葛亮、毛泽东都是名人,人们难以取舍之故罢!

 

二十二

 

赵翼主要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他是有清一代声誉卓著的史学家。他也认为,房玄龄与《晋书》对陈寿的批评是不公道的,并在《陈寿论诸葛亮》中作了直言不讳地反驳:“《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六)在他看来,一个卓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也不必在任何方面同样杰出,指出历史人物在某一方面的不足也不等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全面否定。在诸葛亮问题上,陈寿的史笔是客观公正的,求全责备,以偏概全,都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

 

二十三

(武侯祠前的郭沫若碑文)

 

离开隆中时,我特意留意了武侯祠门前竖立的两块石碑。这反映了两位当代著名学者对诸葛亮与躬耕地的见解。左侧为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撰于1964年岁首。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不同。陶潜曾任县令,但从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郭氏此文照搬了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全唐诗》卷657)的思想。在时代面前,“时会”只是外部条件,历史人物的秉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

 

二十四

(武侯祠前谭其骧的碑文)

 

右侧的石碑,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立,碑文撰于1990年3月,这其实是一篇精短史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涉及襄阳、南阳两地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谭其骧的碑文解决的是历史区划的变迁问题,历史上的南阳不等于今天的南阳。谭其骧的碑文前句与前引习凿齿的叙述无异,后句则讲明了隆中何时属襄阳。

 

站在隆中山的北坡,遥望中原,水汽氤氲遮挡了视野,汉江以北不远就是刘备曾经驻扎的新野,新野以北就是南阳市(即东汉时的宛城),隆中距南阳市大约100余公里。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前夜,占据宛城的张绣投靠了曹操。建安六年(201),刘备为曹操所追杀而南倚刘表。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此时的宛城(南阳市)早已是“曹统区”。刘备有可能明目张胆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南阳城郊拜访那个“山野村夫”的诸葛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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