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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重重的影像——诸葛亮躬耕地(一)

 

 

如果就“你熟悉的古人”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诸葛亮在普通民众中一定名列前茅,这是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古代人物。人们了解诸葛亮的渠道,绝大多数是通过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或根据小说拍摄的电视剧,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看过“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之类的传统戏剧。可见,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更多的是文学形象,多数人并不清楚诸葛亮的历史形象究竟怎样。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以《三国志》为根据评论三国人物,往往遭到指责与白眼,甚至被骂为“无事生非”的“好事者”。笔者当年评论关羽就曾领教过这种“待遇”。其实,更进一步说,即使少数阅读过《三国志》的人们,接触的也只是陈寿的一家之言。

 

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形象,其实已经陷于历史与文学的迷雾之中。诸葛亮的躬耕地更说不清了。诸葛亮作为一个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古人,其生于琅琊(今山东沂南县),死于五丈原(今陕西歧山县),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并没有争议。然而,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的躬耕地到底在哪里,至少从明清时起,就公婆斗嘴,各说各理。直到今日,南阳、襄阳两市为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仍然争论不休,双方在网上发布的情绪激昂的帖子依然铺天盖地。在历史与文学的迷雾之外,又添加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迷雾。这种功利之争,无疑加重了笼罩在诸葛亮头上的迷幻色彩。

 

 

2016年岁末,我到武汉参加杂文联谊会。会议一结束,即登上前往襄阳的动车。

 

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襄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省域副中心。这座城市西倚武当,东接江汉,北望南阳,南临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水系发达,汉水从秦岭南麓发源,穿过陕鄂边界,汇聚数条支流,过丹江口水库,浩浩汤汤,逶迤东南,与东北而来的另一支流——唐白河在襄阳汇合,不仅将市区切割成襄城、樊城、襄州三个板块(襄阳一度称为襄樊,大概因此而来),而且在二水交汇之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江心岛——这就是闻名于史的鱼梁洲。汉江干流在鱼梁洲西侧弯成一个半圆,掉头南向,直奔汉口。襄阳作为文化古城,已有2800年的历史,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因为宋玉、伍子胥、刘秀、庞统、向充、习凿齿、杜甫、张继、孟浩然、米芾等群星璀璨,才促进了荆楚、三国、诗赋、书画等文化形态的相互浸润,彼此融合,形成深厚的古城底蕴。我在襄阳短短两天时间,不仅参观了襄阳的古城墙,造访了夫人城,参谒了米公祠(米芾),我更留心这里的三国元素。有心人作过统计,《三国志》历史86卷,有18卷写到襄阳;《三国演义》故事120回,32回发生在襄阳。

 (江泽民题写的“古隆中诸葛亮故居”牌坊)

 

从武汉到襄阳只需一个多小时,到襄阳后略作安顿即转车隆中。在襄阳街头乘车时诧异地发现,襄阳口音与河南竟如此相似,原来这里与南阳边界近在咫尺,怪不得两地为躬耕地归属争执不休。可能由于市区扩大的关系,乘车时我感觉隆中离襄阳市区不到十公里。隆中在汉江形成的这个半圆以西、汉江的南岸,坐落在一片竹木繁茂的丘陵山谷之间。这个季节,北方已是万木凋零,而此时的隆中依然郁郁葱葱。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眼中的隆中是这样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眼前的景物告诉我,罗贯中是到过隆中的。隆中的确是个好去处,冈峦起伏,山环水绕,竹树茂密,曲径通幽。

 (江泽民题写的“古隆中诸葛亮故居”牌坊)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受“三顾”之邀出山协助刘备逐鹿天下,不久襄阳即为曹操所占。直到诸葛亮去世,襄阳及其隆中都是“敌占区”。关羽虽曾攻占襄阳、水淹七军并一度担任襄阳太守,也只能说襄阳一度是“游击区”。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无论魏篡汉统,还是晋代魏祚,隆中基本控制在作为孔明劲敌的魏晋政权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修缮孔明隆中故居的确不可能。

 

三国归一,西晋一统。西晋是个短命政权,只存世半个世纪。泰始九年(273),前蜀汉大臣樊建降晋任给事中,晋武帝问樊建诸葛亮之治国,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感叹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卷三)根据司马炎的要求,陈寿整理了诸葛亮文集二十四篇,并在泰始十年上报晋武帝,他在报告中极力称赏诸葛亮这个司马氏当年的敌人。正是通过这份奏折,今人才得以了解诸葛亮的长相:“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称颂司马炎,“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930-931)由此可知,司马炎对诸葛亮也是肯定与赞赏的。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述了一则史实:“晋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三国志·蜀书》,页936)从司马炎对诸葛亮的态度来判断,晋朝建立后,保留而未拆毁诸葛亮故居,并非不可能。在参观时,刘弘命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其中有句:“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同上)李兴高度赞扬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同上书,页937)诸葛亮死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刘弘、李兴到诸葛亮故宅参谒,距诸葛去世不过70余年。文中之“沔”即今之汉江。诸葛故宅仍在,已是“故墟”而已。

 

 

习凿齿是东晋初年的襄阳本地人。他在《汉晋春秋》中写道:“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同上书,页911)又是南阳邓县,又是襄阳城西,按照今天的政区划分似乎不好理解。这其实是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划所致。当时,襄阳、南阳二郡并立。东汉之“郡”,是上一级的行政区,邓县为南阳郡下辖之县。南阳郡幅员辽阔,襄阳城西不远,即为南阳郡之邓县管辖(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三国”图19)。北宋文学家苏轼有一则诗注:“古谚云:襄阳无西。言其界(即襄阳、南阳之界——作者注)促近。”(《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页76)可见,古时之南阳郡并不等于今日之南阳市。当时,襄阳城西不远即为南阳郡地界,不仅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之邓县,而且诸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也是历史事实。以今之政区界定古时之政区,往往导致巨大的误区。习凿齿既是当地人,又是历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距诸葛亮去世刚过百年,他的记载显然是可信的。

 

公元361年,继刘弘、李兴参谒孔明故居60余年后,习凿齿也专程到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居。他此行也写了一篇《诸葛武侯故宅铭》,文中说:“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445)可见,此时的诸葛故居已非李兴眼中的“故墟”,不再破败荒凉,已经有人作过扩建与整修,而且具备了供人瞻仰的水平。对于习凿齿此行,郦道元也提供了旁证,“永平(当为“升平”)之五年(361),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水经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219)

 

太和元年前后(366),习凿齿供职桓温(东晋权臣)帐下,因其触动了桓温与司马昱(后为晋简文帝)权力斗争的忌讳,遭到贬黜,外放荥阳(一说“衡阳”)太守。他在写给桓祕的信中称,“每定省家舅(习凿齿两个舅舅先后任职襄阳都督),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诸葛亮)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庞统)之声。”(《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1838)习凿齿的私人通信,不可能涉及地理划分的政治、经济利益,隆中在襄阳城西,再次得到证明。

 

 

郦道元不仅是南北朝时的北魏官员,也是著名地理学家,他对汉江的流向与诸葛故宅的地理关系作过描述:“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草庐之中,咨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即刘弘)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李兴一名“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即《祭诸葛丞相文》)……”(《水经注》,页219)足证今襄阳城西之隆中,乃诸葛亮躬耕之地,是无可怀疑的。

 

 

南北朝到隋朝时期,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及武侯祠不断得到维修。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景让维修隆中武侯祠,并立“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碑阴文字即《刻武侯碑阴》,其中有云:“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谷终儿女子手,将驰驱死备志耶。”(《全唐文》卷795,中华书局,1983年,页6338)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诸葛亮的历史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

 

 

北宋时期,我国官方编纂了第一部权威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资治通鉴》汉纪57)胡三省在书注中不仅引用了习凿齿的记载,也引用了苏轼的诗作。苏轼在嘉佑五年(1060)路经襄阳,专程参谒隆中并写下《万山》与《隆中》两诗,前诗有“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后诗则有“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苏轼诗集》,页77)非常明确且直接地把襄阳与隆中联结在一起,

 

 

宋元、元明之际,由于战乱,诸葛亮故居颓败荒凉。公元1460年代,即明成化初年,荆南道观察使吴绶“视师荆南道”,看到的诸葛故居是这样的:“出襄阳城西二十里间,见有所谓躬耕田者,有所谓六角井者,有所谓梁父岩、抱膝石者,溪山环拱,极其佳胜,乃知武侯之隆中也。”(《隆中书院记》)吴绶几经筹划,维修重建,孔明故居焕然一新。

 

(明襄简王朱见淑墓)

 

明弘治二年(1489),作为皇族子孙的朱见淑袭封襄简王。到任不久,就看中了隆中风水,决定在此地为自己修建坟茔。他上奏皇帝,把隆中封为“藩陵”。他后来又改隆中山为“座山”,并把孔明故居周围的两座山分别命名为“面山”和“旗山”。然后,拆除诸葛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封山驱民,大造墓地,将原有的土木建筑,特别是两晋至唐宋时期的碑刻石铭破坏殆尽。这是诸葛亮离开故居1200多年后,隆中遭到的最大浩劫。翌年,朱见淑即一命呜乎。游客到隆中孔明故居参访,看到朱见淑墓地,不由地产生一种荒诞之感。千百年后,人们怎么可能再以当年的身份、地位评判古人的价值。一些过客在历史舞台折腾一番,自以为可以流芳百世,没想到却遗臭万年。朱见淑墓地在隆中只是一个丑陋的存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宪大夫、都察院协院事左佥都御史李祯重修武侯祠,并购祠产,增建房层,立碑一块,碑文记载了隆中遭襄简王破坏的情况。碑阴镌刻的诸葛亮画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诸葛亮画像。明清之际,隆中故居曾几经重建与维修,并逐步形成隆中十景。

 

 

诸葛亮生活的年代,距今将近1800年。为了确定诸葛躬耕地的坐落之处,襄阳、南阳之所以争得不可开交,表面上是因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真是历史的误会。正因如此,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或赋诗或撰文,争论双方似乎都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争论起来,都是引经据典,广征博引,然而,并未解决围绕诸葛亮产生的历史荣誉与旅游利益的纠葛。

 

从可以见到的史料来看,宋代之前的史书与文学作品,谈到诸葛亮的躬耕地,称襄阳者有之,称南阳者亦有之。有的无非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现成用语,有的则与东汉时的行政区划有关。但是,多数的历史典籍将诸葛亮的躬耕地指向襄阳,只有元代之后的官方史书才出现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城”(南阳县)“境内”或“城西七里”的记录。明末清初甚至有一位名叫彭而述的南阳诗人,竟然对诸葛亮的躬耕地使用排他法,明确否定襄阳,肯定南阳,“忧时还抱膝,遇主起南阳。”“躬耕原此处,更莫向襄阳。”(《卧龙怀古》二首)

 

清朝道光年间,湖北宜昌籍官员顾嘉蘅,曾五任南阳知府。在鄂豫两省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执中,他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作为任职南阳的地方官员,为了平息这一漫长的历史文化争执,他特意撰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幅对联可谓名扬天下,如同躬耕地的争执一样,一直流传至今。然而,争执并没有得到解决。

 

十一

 

隆中景区三义殿前有一件重要的现代文物,那就是蒋介石为诸葛亮立的“功德”碑。1932年11月,时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巡视鄂北,降趾隆中,环睹荒凉景况,深惜名胜湮没”,于是在隆中举行了祭祀仪式,题写了匾额、楹联,拨款五千银元维修隆中古迹,并竖碑纪念此事,名为《重修隆中功德碑记》。碑文中他对诸葛亮如此评价,“夫隆中为先贤诸葛武侯高卧之处,布衣躬耕,不求闻达,迨感昭烈之三顾,匡扶汉室于颠危,智勇忠贞,古今无二”。这是民国年间对诸葛亮躬耕地最为重要的一次维护与修缮。

 

十二

 

清代以降,又逾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GDP主义与旅游兴市的热潮中,襄阳、南阳对躬耕地的争论喧嚣不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曾召集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并于1992年7月5日出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共分五条: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没有见到这个“结论”的原件,网搜可得。即使如此,争议似乎依旧,甚至有人对这个专家结论提出质疑。

 

十三

 

冬雨方霁,湿气浓重,游人稀少。进入景区,一座古牌坊坐落于大道中央,四柱三间,加之雨水的渍痕,更显得古朴凝重。中间横额红字楷书“古隆中”。两侧则为“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文字出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间两根立柱有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自杜甫的《蜀相》诗。牌坊背面,横额为“三代下一人”,对联为“伯仲之间见伊吕(伊尹、吕尚),指挥若定失萧曹(萧何、曹参)”,评价都是最高级。

 

(隆中景区入口处的牌坊)

 

过了牌坊,就是景区了。隆中与诸葛亮相关的景物主要分布在景区大路的南侧、隆中山的北坡。山腰处主要有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三义殿、六角井、龙卧处、铜鼓台、古柏亭等遗迹或文物。据称,唯有这六角井系诸葛躬耕此地时的原物,见证了诸葛故居1800年的风霜。草庐之下的山坡上,分布着抱膝亭等景物。山顶上的腾龙阁,系新建景点。

武侯祠后面三座大殿里,陈列着诸葛亮等人的塑像,自然少不了刘关张。我以为,这里的文物,最重要的当属历代名人关于孔明及武侯祠的碑铭与诗文,比如蜀汉官员杨戏、西晋官员李兴、东晋文学家袁宏、唐太宗李世民、北宋文人苏东坡、明代官员方孝儒等人的文字等。

 

站在抱膝亭前,俯瞰山下,雨后的黄叶,幽静的山林,透着几分萧瑟、几分苍凉。一道曲曲弯弯的小径——“三顾路”,从小虹桥延伸而来,仿佛能看到刘关张恭谨而上的身影。山坡下的田地里,不知是油菜还是菠菜,一抹绿色,一片生机。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躬耕陇亩”旁照相。西侧的池塘里,平镜似的水面,倒映着数枝枯荷,几丛黄苇。目睹此景,不禁鼻子发酸,竟然想起杜工部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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