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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逼上梁山”

 (卢俊义)

提起“逼上梁山”,很自然会想起林冲,其实,在《水浒传》里,“逼上梁山”不止一个类型。由于官府的迫害,被逼无奈上山落草,林冲当然极具典型意义。但在赵宋体制之下,即使权倾一方,受到重用;即使富甲一地、养尊处优,前者如霹雳火秦明,后者如玉麒麟卢俊义,他们被迫丧失尊崇的社会地位,舍弃优渥的生活待遇,甚至家破人亡,九死一生,最终上了梁山,作了强盗,不过他们并非为官府所逼,也并非为朝廷所害,而是久有异志的宋江为扩大势力,招兵买马而进行的蓄意安排。当然,秦明最初被逼上山,上的是清风山,而不是梁山,上梁山入伙是清风山贼寇的整体归并行动。

 

(林冲)

梁山众人中,被宋江、吴用等人设局陷害被逼上山者,所在多有,但玉麒麟卢俊义被逼上山,属于那种最自私、最残忍、最缺德的一例,作为个人来说,致使卢俊义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作为社会来说,致使大名府兵火狼藉、生灵涂炭。对于这场浩劫,施耐庵足足用了五个回目进行描写,而这决非卢俊义后来作为梁山“二把手”的缘故。

 

(秦明)

列宁在论述革命时机成熟的“三特征”时,分析了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群众三个要素。卢俊义作为河北驰名的大财主,虽非统治阶级,也决非被压迫阶级(梁中书也认为他是“北京本处良民”),至少属于赵宋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根本不具备啸聚山林、反叛朝廷的社会与思想基础。对于宋江、吴用煞费心机、绞尽脑汁地赚卢俊义上山,《水浒传》最早的批评者、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提出了不同看法:“宋江、吴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强盗,最可恨是赚玉麒麟上山也。”

 

在逼卢上山问题上,如果说宋江是元凶,那么,吴用就是首恶了。吴用是宋江计划的执行者。吴用作为军师,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奇谋良策,其所采取的伎俩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三滥。

 

首先是欺骗。为了便于行骗,他扮作预测吉凶的算命先生;为了混进卢宅,他带上了“奇形怪状”的黑旋风李逵。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装神弄鬼,虚张声势,恐吓卢俊义,“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当卢俊义向其讨教回避之方,他又暗设陷阱,“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难”。从大名府去东南方向一千里,必经梁山泊,这就为宋江等人中途劫持卢俊义创造了条件。此后的“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与“家私不能保守”真的应验了,卢俊义虽未“死于刀剑之下”,但也经历了生死劫难,而这并不是什么“命也运也”,而恰恰是梁山贼寇给他带来的无妄之灾。

 

其次是诬陷。从宋江等人的行事作风来看,如果他认定某人是其招降纳叛的对象,为达到逼良为匪之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其走投无路,无处栖身。对付秦明是如此,对付朱仝也是如此,这几乎成了宋江屡试不爽的毒招。被称为“河北三绝”的卢俊义,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背叛朝廷、落草为寇的社会与思想动机。要逼迫卢俊义上山,必须毁掉其社会根基,切断其生活退路,使之成为体制的弃儿。为此,吴用用心险恶地在卢俊义的厅壁上题下一首藏头诗:“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诗句首字暗含了“卢俊义反”四字,成为卢俊义日后运交华盖的重大隐患。被劫持上山的卢俊义,对宋江的劝降行为,采取了坚决的拒斥态度;对宋江的“忠义”说词,也进行了严辞抨击。面对卢俊义的凛然正气,吴用只得另施机枢,他安排卢俊义的管家李固先行下山,并居中挑拨离间。一方面,捏造卢俊义背叛官府、落草为寇的虚假事实:“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另方面,提供卢俊义谋反的文字证据,变本加厉地强化卢家反诗的可怕性。他提醒李固说:“今日姑放你们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决不回来!”“布告京城”一语,如同群发微博,卢俊义作为京城名流,竟然从逆造反,一则谣言,足以彻底切断卢俊义的生路。吴用在卢家厅壁上的题诗,虽系构陷,但作用与后果令人不寒而栗。金圣叹评说:“四句卦歌,一用之以赚员外出门,再用之以排员外下水,三又用之使员外还家不得,奇绝。”不是“奇绝”,而是“缺德”!

 

再次是收买。吴用的手段是极其恶毒的,后果也极其严重。诬陷卢俊义勾结梁山的谣言既经扩散,首先导致了卢俊义的家庭变故,管家李固奸占卢俊义之妻贾氏,窃取了卢家万贯家产。卢俊义刚刚返京,旋即锒铛入狱,不仅遭受严刑拷打,而且刺配远恶军州,若非燕青搭救,已然成为董超、薛霸的棍下之鬼。为营救卢俊义,梁山泊发动了对大名府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初冬打到元宵,导致京城军民死伤大半,即使站在梁山立场来看,也难说有什么正义性,不仅导致了是非的颠倒,而且造成了恩仇的混淆,宋江、吴用本来是造成卢俊义生死劫难的罪魁祸首,卢俊义却因为梁山的营救而对宋江、吴用感恩戴德,灾星竟然成了救星。由此可见,这场战争是收买卢俊义的重要转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卢俊义,只好在宋江的帐下听令。

 

一些乱世枭雄,羽毛未丰时,谋求朝廷招安,以封妻荫子;羽翼丰满时,图谋九五之尊,以取而代之。在北宋末年,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除了皇权体制,还没有任何现代政治运作方式可供选择,宋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者。马克思指出:“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页412)“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同上书,页411)高俅的逼林上山,其实质是排挤人、迫害人;宋江的逼卢上山,其实质是改造人、役使人。正因如此,高俅的逼林上山与宋江的逼卢上山,并没有根本区别,体现的只是不同类型的专制者的不同意志而已!或曰,朝廷是君臣或主奴,梁山是兄弟,岂可同日而语?其实,鲁迅先生在70多年前,对赛珍珠将《水浒传》的英译名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曾提出异议:“水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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