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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与官府的战争

 

《祝家庄战役的性质》一文,讲的是梁山对民间力量发动的战争。客观地说,梁山经历的大小战事,大多是与官府作战,这其中既有进攻性的,也有防御性的。防御性的,比如何涛、黄安的地方军对梁山的讨伐,呼延灼、关胜的正规军对梁山的进攻,直至国家军事统帅童贯、高俅对梁山发动的大规模围剿。在官军的进攻面前,梁山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战争虽然是防御性的,但战争性质容易激发战斗意志。梁山事业正是在官军的轮番进攻之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主要讲一下梁山的进攻性战争。只有这种主动发起的战争,才能体现出梁山的本质与宗旨。梁山发动的以攻城拔寨为特征的战争,可以分为两类,打高唐、围青州、战华州、破大名是一类,打东平、东昌是另一类。从相同之处说,这些战争都属于城市攻坚战,而且都不以占领城市为目的。这倒不是梁山好汉不善于打运动战与游击战,目的决定一切。这也不是他们不愿占领大城市,鉴于敌我力量对比,即使占了城市也守不住,只能退回梁山水泊的巢穴中。因此,他们在打破城门,达到目的之后,即行撤离。从不同之处说,第一类的战争,发动的理由很相似。打高唐是为了营救柴进(第五十一回),围青州是为了营救孔明(第五十七回),战华州是为了营救史进、鲁智深(第五十八回),破大名是为了营救卢俊义、石秀(第六十二回)至于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远程奔袭江州,也只为营救宋江、戴宗二人(第三十九回)。第二类的战争,即打东平、东昌二府,实际有两个目的,一是抢粮,二是解扣,解开谁应为梁山之主的扣子。

 

上述战例是宋江一伙的主要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没有一次是为杀富济贫或替天行道进行的。他们的目的很狭隘,不是为了救哥们,就是为了抢粮食。虽然城破之际偶尔也有开仓赈济的假模假式,其真正战果往往是府库钱粮,席卷以去;战马牛羊,抢劫一空。他们的作战,更严重的是任意屠杀无辜百姓。江州城里血流成河,如果说因为搭救宋江而宋江不须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触目惊心的北京大屠杀,宋江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只为骗卢俊义一人上山,不仅卢俊义自己九死一生,倾家荡产,而且战火中成千上万的大名百姓也非死即伤。这倒应了宋江一伙的开战告示——“昆冈火起,玉石俱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至于第二类战争即攻打东平府、东昌府,更是形同儿戏。宋江背弃了晁盖的遗嘱,要与卢俊义抓阄,通过谁先破城来决定谁为山寨之主。两座府城万千军民,竟然成了宋江玩弄权术,谋取权位,顺便劫掠的赌注。

 

梁山泊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盗匪,其指导思想与行为路径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为了快活自在。这些盗匪起事之初并不承认其盗匪身份与本质,他们大多没有理想与志向,追求的不过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已。劫取生辰纲阶段的阮氏兄弟就是代表,他们甚至羡慕梁山强人自由自在、无人管束的生活方式。

 

第二层次是劫富济贫。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造反者的共同口号。然而,这种政策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些盗匪不务农桑,不事商贾,假如劫的财都济了贫,他们的吃喝如何解决?因此,这一政策不在实行,而在宣传,目的在于改善形象与观感,以此赋予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正义性质。梁山在晁宋体制确立前后奉行的就是这种政策。

 

第三层次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比劫富济贫高一个台阶。鲁迅这样看待“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在《水浒传》里,宋江的“替天行道”得之于九天玄女的启示。这其实是个障眼法,梁山108人,其核心部分是一些失意官员、叛军降将,他们原本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些人升迁无望,晋升无门,栖身梁山,误入歧途,为朝廷所不容。然而,这些人不同于李俊、张横、孙二娘这些黑社会,他们作梦都想通过招安,曲线当官,重新成为体制中人。他们是宋江推行招安路线的社会基础。“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过是博取皇帝好感与理解的幌子。试想,贪官本来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反贪官怎么可能与反朝廷分得清楚?他们终日冲州撞府、攻城掠寨,怎么可能认为他们不反皇帝?他们见了当朝巨贪高俅都匍匐在地,怎么可能认可他们真反贪官?

 

  在这些战例中,宋江一伙虽然目的狭隘,境界卑微,但不能说他们与反贪毫无关系,高唐州知府高廉之于高俅,青州知府慕容之于皇帝,华州贺太守之于蔡京,东平府太守程万里之于童贯,前者的被杀,只从侧面印证这些战例的某种正当性,然而,正因为这些贪官树大根深,这就为招安后的宋江一伙留下隐患。当宋江征讨方腊凯旋之后,他们自己也落了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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